要点提示

●如果说传统战争中的枪炮是为了消灭敌人的肉体，那么认知战中的叙事就是为了改变人们的思想。

●认知域中，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一切信息的载体，在精心编织的叙事结构下，都可能成为“射向思想的炮弹”，达成常规手段难以企及的效果。

●现代社会，围绕“叙事”的较量成为认知域战场的重要阵地。“同一个事实，不同的表述”，成为认知战的重要表现。

所谓“后真相时代”，就是人们把情绪放在真相之前，由情绪来引导认知的时代。现代社会里，获得一点真相是容易的，困难的是获取全部真相。当真相不完整时，人们的认知就很容易被误导。于是，围绕“叙事”的较量成为认知域战场的重要阵地。“同一个事实，不同的表述”，成为认知战的重要表现。

关于“竞争性真相”

英国学者赫克托·麦克唐纳在《后真相时代》一书中提出一个概念，叫作“竞争性真相”，意思是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描述一件事物，这些描述具有同等的真实性，但只包含片面的真相。比如下面两句话：互联网拓宽了全球知识的传播范围；互联网加速了错误信息和仇恨的传播。如果只听第一句，人们会认为应该大力推广互联网；如果只听第二句，人们会认为应该对互联网严加管制。其实这两句话都是真相，而“竞争性真相”只告诉我们其中的一面。

为什么不告知全部的真相？因为对方想影响我们的认知。在“9·11”事件一周年的讲话中，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告诉美国民众四个事实：第一，伊拉克仍然在资助恐怖活动；第二，伊拉克跟基地组织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国；第三，伊拉克跟基地组织的高层有长达10年的联系；第四，伊拉克曾经培训过基地组织的成员，教会他们制造炸弹等致命武器。

听完小布什说的四个事实，人们会觉得伊拉克很可能跟“9·11”事件有关，或者说伊拉克可能也在策划袭击美国。

实际上，小布什说的四个事实都是真的，但是他没说“伊拉克袭击了美国”——那是受众自己脑中形成的推论结果。还有一些真相小布什没说，那就是：第一，跟基地组织存在联系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多；第二，美国也曾对基地组织提供过培训和资助；第三，敌视美国的国家不少，他们似乎都可以被视为“与基地组织有共同的敌人”；第四，最重要的是，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拉克参与了“9·11”事件。

在信息泛滥的时代，某些情况下，截取的真相会像谎言一样误导人，甚至比谎言更容易误导人。“真相像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小片是完整的真相。”“后真相时代”的认知战，就是通过讲述“竞争性真相”，来改变作战对象和相关民众的认知，从而隐秘地达成或辅助达成战争目的。

叙事的三个策略

如果说传统战争中的枪炮是为了消灭敌人的肉体，那么认知战中的叙事就是为了改变人们的思想。认知域中，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一切信息的载体，在精心编织的叙事结构下，都可能成为“射向思想的炮弹”，达成常规手段难以企及的效果，如煽动民众情绪、激励本国士兵、瓦解敌军斗志，甚至鼓动“颜色革命”等。需要注意的是，叙事的对象未必是敌人，也可能是本国民众和士兵。只要能达到“强化自身”“削弱敌人”的目的，此类叙事都可纳入认知战的范畴。

那么，作为指挥员，应该如何讲述“竞争性真相”？最常用的有三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是背景衬托。清朝咸丰年间，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由于经验不足，初期总是战败，其起草的一份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上写道“屡战屡败”。曾国藩的幕僚一看，把这四个字调整了顺序，改为“屡败屡战”。咸丰帝看后不仅没生气，还褒奖了湘军的勇武精神。这两种表述说的是同一个事实，都说总打败仗，但性质不同。前者说明能力不行，后者强调精神可嘉。二者在策略层面的差异在于，“屡战屡败”的表述，“屡战”是背景，“屡败”是结果；而“屡败屡战”的表述，“屡败”是背景，“屡战”是结果。大脑的认知特点决定了我们总是关注结果而忽略背景。这四个字的顺序调整看似简单，却将表述主体和参照物颠倒过来，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叙事效果。

第二个策略是提供数字。人的大脑往往更容易接受数字信息。一旦有了数据上的支撑，叙事内容就会看起来更真实可信。例如，在美国对西班牙的美西战争中，美国海军的死亡率为0.9%，而同期纽约市民的死亡率为1.6%，因此这个数据被美国海军引用作为征兵广告，以此证明去美国海军当兵甚至比坐在家里更安全。事实上，这个对比极具误导性：能入伍的都是身体健康的成年男性，而纽约市的全体居民则包含老幼病残。

第三个策略是问题定性。所谓定性，就是一种价值判断。通常而言，符合人们价值观的观念或行为会被接受，反之则被排斥。给问题定性，是认知域非常重要的一种策略，因为它将决定人们后续的很多想法和行为。例如，甲午战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侵略战争，但日本将其定义为“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所谓文明之战，是“先进文明战胜落后文明”；解放之战，是将中国人从“满清夷狄”治下“解放”出来；救亡之战，则是通过征服改造，“团结”黄种人对付西方白种人。日本一边处心积虑地为战争定性，一边积极公关甚至收买西方媒体和记者。在其舆论宣传下，甲午战争从一场侵略战争，被美化成“中国的战败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其结果是，当时绝大多数西方主流媒体都对中国没有同情，甚至一些看法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进步对保守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

如何应对“后真相时代”

在充满“真相碎片”的时代，面对敌人处心积虑的叙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恪守逻辑。只遵循客观缜密的逻辑推理，而不为主观情绪所掌控。面对敌人提供的信息，首先在头脑中画一张“信息拼图”，看看对方给的事实是否足以推导出他想要的结论。如果缺少关键事实，想想对方为什么不说。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前，美国情报机构人士向媒体“泄露”了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媒体随即大肆渲染该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成功煽动民众的恐惧情绪。如果对所谓的“确凿证据”进行分析，会发现不过是：第一，萨达姆政权控制着拥有发展核武器技术的科学家；第二，根据未经证实的情报，伊拉克试图从尼日尔、索马里购买铀；第三，一旦获得充足的武器级裂变材料，伊拉克可能在数月至一年时间内制造核武器。这些“证据”是部分真相与主观猜测的混杂，足以令人产生“伊拉克正在制造核武器”的印象。但如果缜密分析后，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证据”根本不足以得出“萨达姆政权拥有或即将拥有核武器”的结论。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发布关键性证据？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此类证据。撒谎的成本很高，被发现后会严重影响国家信用，而讲述“竞争性真相”则成本很低，但已经足以达成目的——煽动民众情绪，为美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提供动武借口。

追溯动机。顺着对方提供的事实，思考其可能采取的行动；通过比较“可能结果”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追溯和洞察对方的原始动机。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先发制人，出动空军摧毁了约400架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飞机，确保以色列地面部队在随后的六日战争中取得优势，最后控制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等许多地区。战后，以色列为自己辩护的说法是，埃及即将对以发动攻击，以军的行动只是“防御性自卫”而非“进攻性侵略”。据相关调查，埃及确实计划于5月27日进攻以色列，代号为“黎明”，但这项计划最后被埃及总统纳赛尔取消。尽管以色列的说法遭到国际舆论的质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军的进攻行动提供了法理依据，也就是所谓的“师出有名”。问题的关键在于，以色列宣称他们将会遭到攻击未必是说谎，但暗示这种攻击很快就会发生则是一种巨大的误导。人们有理由相信，对“防御性自卫”的叙事，作为一种认知战行动，本身可能也是“六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埃及被取消的进攻计划，则为以色列发动战争提供了绝佳借口。

还原真相。归根结底，更具代表性、更加全面的真相是对抗误导性真相的最佳武器。2016年8月，叙利亚民防组织（俗称“白头盔”）发布了一张照片：一个名叫奥姆兰的小男孩坐在救护车里，头发蓬乱、衣衫褴褛、赤着双脚、身有血迹。配图文字称，奥姆兰刚刚被“白头盔”从一场由叙利亚政府制造的炸弹袭击中救出。这张令人心碎的照片登上了许多西方媒体的版面，在广泛引发同情心的同时，激起了国际社会对叙利亚政府的强烈谴责。最终，奥姆兰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揭露，爆炸发生后，一群人将奥姆兰从他手里抢走，然后拍摄了那张照片，“唯一的目的就是向西方媒体消费我们”“至于那场突发事件是谁造成的，至今都没有结论”。随着越来越多的真相被揭露，“代表正义与希望”的“白头盔”组织，逐渐被证实是西方舆论战的马前卒，通过“摆拍”“暗示”“误导”甚至直接造假，制造各种矛盾焦点，并把矛头指向叙政府，帮助反对派在舆论上造势。随着真相被还原，“白头盔”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变成了一个自导自演的“小丑”组织。

事实决定观点，观点决定行动。从更深层次解读，也许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带给我们的感觉”，而感觉才是绝大多数人行事的主要依据。其启示在于，面对敌人的“叙事”，不要轻易被情绪裹挟，要尝试用理性和逻辑破解真相，洞察对方的动机，并用“反叙事”的手段反击，才能在这场“后真相时代”的认知战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