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年夏日，我到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首都博物馆“打卡”。当时，“读城——探秘北京中轴线”正在这里热展中。我盘桓于明代绢本《北京宫城图轴》前，不知这幅名画是否为复制品？《北京宫城图轴》现存世多幅，图案略有不同，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英国大英博物馆各藏一幅。多年前，我在国家博物馆观赏过绢本原画，为明初紫禁城的俯瞰图。其图最下端是宫城墙和丽正门，往上依次为大明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和玄武门。画面以红色为主基调，伴有白色祥云缭绕，承天门外的金水桥、华表和石狮也历历在目。
宫城图的承天门下，站有一位手执玉笏的官员，美髯善目，红袍玉带，格外惹人眼。偌大一幅画，仅此一人，何以享此殊荣？皆因他就是承天门的设计者蒯祥。蒯祥精通尺度计算，善用榫卯技法，且能双手绘龙，有“蒯鲁班”之誉。永乐十五年（1417），蒯祥奉诏主管京城宫殿建筑，尔后又主持修建了五府六部衙署、长陵等建筑，是明代杰出建筑大师。屈指间，600年过去，明王朝早已灰飞烟灭，紫禁城通往长安街的青石板路也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岁月履痕。
我的目光驻留在北京宫城的微缩沙盘上，仿佛陡然拥有了上天的视角，得以像大鸟一般掠过宫城的玄武门、奉天门、承天门，沿着金水桥，直飞抵长安街。当初，朱棣大兴土木将元大都改造为明都时，在承天门前建了一个T形广场，其南为大明门，东西两端为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这两座长安门间隔300多米，形成了最早的长安街。这条长安街前，左右长廊庑殿，称千步廊；正中央有青石板路，称为御道，常人不得步入，只有皇家的龙车凤辇，方可行于此。大臣们奉诏入宫，只能绕过御道进长安左门或长安右门。文武百官经长安街，上金水桥，入承天门，继而进午门，行于此间，数百载，步履延绵，在青石板上留下凹凸不平的岁月脚印。
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打进北京。不久，清军趁乱入关进京，这就是史上有名的“甲申之变”。这一年，年仅六岁的小皇帝福临由叔父多尔衮护驾，从沈阳城匆匆赶赴北京城，在天坛告祭天地，定都北京。于是乎，“城头变幻大王旗”，大明门改为大清门，承天门改为天安门，长安左门改为东长安门，长安右门改为西长安门。乾隆年间，长安街又分别向东西各延长了500米，始见规模，故称之为东西长安街。
那天，我从首都博物馆出来，沿着长安街，乘车一路向东，驶过了民族文化宫、中银大厦、北京图书大厦、电报大楼、国家大剧院、新华门、天安门广场……下车伊始，我凝望着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不禁在想：如果说，中轴线是京城的脊梁，那么长安街就是京城的主动脉了。从600年前的皇家御道，到今天的“中华第一街”，历史无情地将封建皇权踩在了脚下，也验证了伟人的那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不是吗？昔日的“大清门”是皇城正门天安门的外门，是皇权神圣之地。文武百官来到东西长安门外，在分别书有“长安街”的巨大牌楼边，见到“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石碑，无论多大排场的官老爷，也得小心遵命。至于平民百姓，自然是很难靠近长安街的。现如今，长安街回到了创造历史的人民手中，满眼的花团锦簇，满目的人头攒动，就连当年的紫禁城也成为了寻常百姓赏景休闲的好去处。
长安街，在世人面前，分明就是一幅铺展开的历史画卷。画卷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历史脚印，记录了华夏文明的薪火传承，也记录了当代中国人拥抱新生活的时代变迁。
二
去年春日，我久久伫立在长安街旁，望着车流滚滚，感受着蓝天白云，感受着花团锦簇中的诗意。那天，我为写一篇历史文化散文，从北大红楼出来，特意赶到可以倾听到历史回音的天安门广场。我在寻觅心灵的感应，欲还原一个历史的场景。后来，我在那篇散文中写道：“我眼前仿佛有位身着长袍马褂，椭圆脸庞留着八字胡，戴着圆形眼镜的先生，在对我自信而深沉地微笑……”
时间是1918年11月。地点是长安街街口，一南一北的天安门广场和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那年，由于辛亥革命，退位6年的皇帝溥仪还幽居在离长安街不远的紫禁城。当时，天安门广场还是一个封闭的宫廷广场。天安门至正阳门之间有座中华门（原大清门），从中华门到天安门这段千步廊的左右两侧尚有廊房144间，可见此时天安门广场的规模绝不会比巴黎的协和广场大。
就是那个规模不大，又近乎封闭的广场，那段时间却聚集着成百上千来自北大校园的年轻人和慕名赶来的演讲听众。他们大都思想开放，普遍带有一腔爱国热忱。他们为寻真理而来，为振兴中华而来。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成为了战胜国，却并未获得战胜国的荣耀，反而倍感为列强所蔑视的屈辱。在此之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工农民众做了国家主人，也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道路。为此，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陈独秀等教授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央公园举行了一系列演讲活动，年轻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演讲者身上。
我的目光在向西北方延伸。紧邻长安街的中山公园，坐落在与故宫仅一墙之隔的天安门西侧。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将社稷坛辟为公园向社会开放，始称中央公园。为此，开辟了正对长安街的正门，凿开了东坛门的围墙，修成了月亮门样式。1918年深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先生就在那里发表了著名的《庶民的胜利》演讲。
我想象着当时的场景。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簇拥着他们的精神导师，并为他激情澎湃的演说所感染：“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我犹如看到，李大钊先生演讲中，那目光如炬的眼神，将深邃的思想，透过晶莹的眼镜片投射出来；我仿佛看到，李大钊先生的脸庞，洋溢着共产党人的自信，预示一个伟大政党的即将诞生。我似乎看到，台下的人们青春激扬，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与掌声。
听演讲的人群中，有位来自湖南的年轻人。1918年夏天，他大步跨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大门，来到风雨飘摇的北平，投奔曾在母校任教的恩师杨昌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先生将他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多少年后，年轻人回忆：“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年轻人坦言：“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年轻人铭记着李大钊那铿锵有力的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31年后，那位年轻人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领袖。那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声音震撼了整个世界，让那一历史瞬间成为永恒，曾经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那天，我凝神于摄人心魄、绚丽多彩的长安街，心潮也随着长街的滚滚车流向前涌动。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条大街能够像长安街那般大气而秀美，长安街上演的波澜壮阔的史诗，足以折射出几个世纪以来，一个国家的灿烂文化和悠久文明，一个民族的威武不屈和重新崛起。
三
今年初春，我去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参观“何以中国”展，沉醉于中华文明洋洋洒洒五千年，一路奔流融汇，终成多元一体、连绵延伸、兼容并蓄的浩荡洪波……
我步出故宫，前方便是绵延的长安街，寻着一路历史脚印，瞬间便融入现实的洪流里。军事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东方广场、国贸中心……长安街建筑的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时代感，成就了不同时代的地标建筑，代言了不同时代的长安街风貌。这是一条举世无双的大街，这是一个不同时代的见证者。新中国成立73年间，长安街与祖国一道成长，与祖国一样年轻，携着中华民族的豪迈雄风，像滔滔黄河奔流，一往无前。
1973年春，我第一次来北京，恰是青春多梦的时节，内心充溢着对首都的崇敬与向往。长安街边的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是我最想到的去处了。那天，我起个大早，倒了若干次公交车，最终乘坐1路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和许多游人一样，我排着长队，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照了张相。多少年后，那张照片已不知所踪，但我记忆里，照片上的幸福笑容铭刻于心，成为了永久的底片。
记得当时，我俯在广场的栏杆上，痴痴地望着壮观的长安街和天安门，内心十分震撼。那会儿，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在全国唱得正红火，那欢快的音符不停地从我脑子里蹦出来。没错，在祖国母亲面前，我永远都是个孩子。那会儿，长安街上还没多少汽车，自行车之多倒是颇为壮观，一遇红灯，街口转瞬间就摆起了“长蛇阵”，像是一片蓝色的海。没错，当时全国人民好像都在穿蓝色衣服。那会儿，北京二环内的公交车票好像就几分钱。有一次，我特意坐上1路公交车，从公主坟一直坐到八王坟，只为一饱长安街美景。
一晃快50年了，长安街给我留下无数美好的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出差到北京，入住在府右街某招待所。次日天刚蒙蒙亮，我就爬起床，沿着长安街，一路小跑来到天安门广场，自以为来得很早，可广场上早就挤满了看升国旗的人们，人群操着各种方言。我心头一热，陡然间感悟到，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儿女。原来，长安街还是一条纽带，联结起天南海北的中国人，只要走进长安街，就会感受到祖国母亲心脏的跳动。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长安街变得愈发漂亮了。2017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东西向延伸,其中复兴门到建国门之间长约七公里，向西延伸至首钢地区、永定河水系、西山山脉；向东延伸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北运河、潮白河水系。”这意味着，昔日“十里长街”，正稳步迈向“百里长街”。
我的目光也随着长安街的延伸而延伸。我在想，长安街的宽阔、通畅、笔直就像一道历史的轴线在与长安街历史、文化、神韵交汇。长安街在这个交汇点上，尽显了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家国情怀和新时代的风采。这是一条历史与现实相互握手、一起面向未来的大街，这是一条寄托着中国人英姿勃发、走向世界的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