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战争历来都是敌我双方在各个可能维度进行的全域较量。随着时代的发展，全域的外延在空间上不断拓展，在层级上不断向战场末端投射，域与域之间渗透得更彻底、融合得更自如，但全域作战的根本机理却没有变。辽沈战役中，敌我双方都竭尽所能开动战争机器，从各个领域向东北战场聚力集能，体现出全域制胜的思想。

以点制面，要域制胜

整个辽沈战役的要域为锦州。现代中国地图看上去像一只昂首挺立的“雄鸡”，锦州恰好位于“鸡脖子”处，当时沈阳到北平的公路、铁路均从此通过，且国民党盘踞东北的55万大军有15万位于锦州。拿下锦州，就可以关闭东北的大门，由此中央确立了“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的作战方针。

辽沈战役第一阶段的锦州之战，要域不是锦州，而是塔山。为救援锦州，国民党方面集结了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锦西、葫芦岛经塔山直扑锦州。若塔山失守，东北野战军攻锦部队就面临被孤立合围的危险。关键时刻，东野指挥员指示阻击部队：“我不要伤亡数字，只要塔山！”

辽沈战役第二阶段的辽西会战，要域为黑山，这是廖耀湘“西进兵团”返沈阳、下锦州、逃营口的必经之地。比塔山阻击战更惨烈的黑山阻击战，成功将廖耀湘阻击在黑山、大虎山地域，为我主力北上歼敌争取了时间。

辽沈战役第三阶段攻占沈阳，要域不是沈阳，而是距沈阳数百里外的营口。攻占锦州、长春后，沈阳守敌已成惊弓之鸟，很可能从营口经海路撤退到关内。所以第三阶段，我军以3个纵队又1个独立师长途奔袭，直插营口，成功堵住了敌撤退的海上缺口。

现代战争，早已突破陆域限制，向海、空、天等域拓展，战场的要域不仅仅是某一个作战方向、作战区域，也可能是某一分域。在信息的链接融合下，作战的体系化特征更加明显，诸如雷达站、通信枢纽等关键节点也可能成为要域，针对这些要域实施节点毁瘫、体系破击，成为现代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

多向联动，跨域制胜

全域作战，不仅要善于抓住影响和决定整体的要域，以点制面，也要关照好各个分域，多向联动，使整体呈现和保持其应有的有序结构，才能形成体系合力，发挥整体效能。

从解放战争全局看，辽沈战役绝不仅仅是关外东北“独唱”，而是各个战略区步调一致的“合奏”。彼时，国民党主力被分割成沈阳、北平、徐州、西安、武汉“五个坨坨”。关内各个战场打得越热闹，我们就越担心国民党军会撤出东北，进而迟滞解放战争整体进程，这也是毛泽东同志从1948年2月起就把目光紧紧盯在锦州的深层考量。

从解放战争北线战场全局看，华北和东北紧密相连，我军攻打东北的卫立煌，华北的傅作义必会增援。辽沈战役开始前，我华北野战军杨成武部和杨得志部先后在平绥线、平保线发动一连串攻势，使华北敌军无暇北顾。为切断锦州与关内的陆上联系，东北野战军抢先攻占了北宁线锦榆唐段部分要点，此举使华北援锦部队只能靠海运输送。

从辽沈战役全局看，“置长沈两敌于不顾”，并非完全不顾，东北野战军持续围困长春，同时为防止沈阳、长春之敌相互支援，及可能的南下援锦行动，在沈、长之间，以及沈、长、锦三角地带部署了打援重兵，在攻锦的同时，密切监视沈阳、长春之敌动向。

现代战争，军事行动的跨域联合性越来越突出，跨域联动层级逐渐由战略战役级向战术级和平台级延伸，跨域联动对象由单一军种向不同军种拓展，跨域联动样式由行动任务上的策应向行动进程上的交互演进，多向联动更多体现为体系支撑下的跨域融合、内聚联合。

总体聚优，融域制胜

直观上看，战争是军事域的对抗，但本质上看，战争还包括背后深层的政治对抗、经济对抗、后勤对抗。

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获得解放，解放区军政军民团结，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枪支弹药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东北国民党军被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域，支撑其前方作战的战略体系在几千里之外的长江以南。

辽沈战役开始后，我东野大军南下锦州，最担心的就是后方补给线。但东北野战军有一支特殊的部队——铁道纵队，野战军打到哪里，就能把铁路修到哪里。锦州战役期间，由沈阳援锦的廖耀湘占领彰武，切断了东野补给线，但我从内蒙古赤峰、通辽另辟了两条迂回补给线，迅速恢复了补给。

战役期间，我军政治工作也彰显出巨大优势，通过说服感化、拉拢策反，成功促使长春的曾泽生部起义，兵不血刃占领了长春，开启了国民党军大规模起义投诚的大幕，极大地瓦解了敌方的军心士气。

现代战争，不仅要打好军事仗，也要打好军事政治仗、经济仗、外交仗、舆论仗，融合汇集军事领域与非军事领域、作战领域与保障领域各种能力，为军事赋能、为作战增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