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一大批美术家用一幅幅铁血丹心绘就的作品，传递着激荡人心的精神力量，在中华民族的美术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艺术的人民性：初心使命激励下的艺术担当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在烽火硝烟中成为一座灯塔，吸引着全国各地怀抱革命理想的青年。他们胸怀民族大义和家国担当，在延河岸畔唱响了民族救亡之歌。据《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辞典》记载，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指出：“1938年至1943年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达4万余人……”其中，美术方面的人才就有版画家胡一川、沃渣、江丰、温涛、马达、陈铁耕、陈叔亮、张望、刘岘、力群；漫画家张仃、张谔、华君武，还有留学回国的蔡若虹、王曼硕、王式廓等，他们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延安美术工作者群体。
鲁迅艺术文学院是延安文艺发展的先锋，其宗旨是以文艺为武器，在抗战中发挥最大效能，被喻为“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抗日战争期间，延安鲁艺共招收了6届学员，毕业生有881人，其中美术部培养了192名美术工作者，分配到革命根据地做文艺宣传工作。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价值导向，指出“人民”与“人民生活”在文艺创作中的核心位置，强调更有效地发挥文艺特定的战斗功能的创作原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感召下，美术工作者们纷纷奔赴前线、深入敌后，火热的生活激发了他们巨大的创作热情。古元的《减租会》、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张望的《乡村干部会议》、沃渣的《军民打成一片》、胡一川的《牛犋变工队》、力群的《帮助群众修理纺车》等一批反映延安地区生活的作品，呈现出崭新的艺术面貌。
美术创作走向人民生活的实践过程，也伴随着绘画形式与语言的探索过程。艺术与大众如何相结合？如何更贴近人民，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也就是“为什么画”和“怎样画”的问题。古元根据在延安碾庄乡的生活实践创作了《冬学》《哥哥的假期》等作品，融入更多中国传统和民间的元素，画面朴实、明朗，人物形象鲜活，是个人艺术风格可贵的尝试和展现；胡一川的《军民合作》，构思新颖，刻画细腻，人物形象生动传神；王式廓的《开荒》，意境优美，着重刻画了边区军民的劳动热潮；彦涵的《豆选》描绘了解放区“豆选”时的场面，通过细节刻画，表达出农民对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珍惜之情。
艺术的人民性，不仅是表现普通民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要表现作为人民代表的英雄模范。他们平凡中的伟大更加感染人、鼓舞人。古元的《向吴满有看齐》、夏风的《翻砂中的模范工人》、力群的《劳动模范赵占魁》、罗工柳的《卫生模范 寿比南山》、石鲁的《劳动英雄回乡》等作品中的模范人物都闪耀着精神的光芒，是“延安精神”的艺术表现。
反映军民关系，是延安时期美术创作的一个主题。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是他1943年从前线回到延安之后的作品。笔法简练，技法纯熟，人梯的结构形式凸显出人物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英雄气概，生动反映了战斗的紧张激烈，形象展现出军民鱼水般的关系和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要服务于人民。延安时期的美术实践及美术观念的转变，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美术创作的审美取向，直到今天仍然是美术创作之本。
艺术的实践性：丰富多彩的延安美术活动
延安时期，艺术的初衷是为了发动全国人民起来参加抗战，唤起民众的觉悟和民族意识, 激发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文艺下乡，把美术作品送到群众和战士中去，是延安时期开启的一种艺术服务方式，也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推进美术创作的崭新路径。1943年春节，鲁艺美术系的师生到南泥湾和金盆湾去慰问部队，把新创作的木刻、年画、石膏像作为节日礼品赠送给战士们。1944年，木刻家马达率领的前线河防部队慰问团，为河防部队带去了一批美术作品，不仅丰富了战士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大大提振了军心士气。
延安的美术工作者既是艺术家，也是战士。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握笔，新的深刻的生活体验为艺术创作开拓出广阔空间。古元的《练兵》《人民的刘志丹》、罗工柳的《八路军一二○师政委关向应》、张望的《乡村干部会议》、石鲁的《群英会》《妯娌俩》等，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除了专业美术工作者丰富多彩的创作活动，部队战士们的业余美术创作也开展得十分活跃。当时，边区和西北野战军对连队的美术活动十分重视，经常派专业美术干部去组织辅导。他们因陋就简，通过自办报刊或墙报、举办战士美术作品展等形式来宣传展示，掀起了战士美术活动热潮。其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连队开展的“战士画”活动，就是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结合连队实际发展起来的。由于连队壁报栏、黑板报经常刊登“战士画”，连队还举办了“战士画训练班”。“战士画”大多取材于连队生活，既有反映战士们在大生产运动中艰苦的劳动，也有在练兵场上紧张的训练，还有在平凡岗位上学习文化等内容，尽管有些作品还带着稚气，但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深受战士们喜爱，发挥了积极的教育和鼓舞士气的作用。这件事也引起了旅首长的高度重视，时任警三旅旅长贺晋年和参谋长张文舟曾多次在大会上号召全旅各个连队都要开展“战士画”活动。这年冬训，警三旅政治部还创办了油印的《战士画报》，每月出版一期，为连队“战士画”提供了新的发表园地。
艺术的多样性：民族精神的视觉图像呈现
延安时期的美术，在关注现实、为人民服务、表现社会生活与抗战精神的探索中，将多种艺术形式相融合，在语言方式上更加贴近群众，艺术创作呈现出多样性。
由于创作条件艰苦，最初延安的美术创作主要以木刻为主，随着宣传需要，漫画、新年画、连环画、“拉洋片”、剪纸、雕塑等逐渐发展繁荣。针对边区群众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艺术家们选择了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和表现形式，创作出更多新鲜的绘画图式。石鲁借鉴延安民间流行的“拉洋片”形式，创作的“拉洋片”连环画，形成一种奇特的视觉效果，在延安广为流传。绥德分区战力剧社创作的《保卫边区、保卫警区》《杨方口战斗》等连环画，在马蹄沟、绥德等地展出时，观展群众达万人。彦涵的《狼牙山五壮士》造型严谨，人物形象生动，刀凿金石般的笔力把中国画的意境融入其中，其木刻语言堪称经典；沃渣的《把牲口夺回来》、胡一川的《挖壕沟》《胜利归来》等作品充满激动人心的现场感，战斗性强；另外，力群的《刘保堂》、莫朴与吕蒙、程亚君的《铁佛寺》、马达的《陶端予》等，均是根据真人真事绘制而成，真实记录和反映了边区军民的生活与战斗场景，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极具现实主义神韵。
延安的新年画借鉴民间艺术质朴热烈的表现手法，装饰性强，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罗工柳的《儿童团检查路条》、莫朴的《参军光荣》等形象突出，画面鲜明，色彩浓厚，富有中国画的显著特征；张晓非的《识一千字》、力群的《丰衣足食图》等构图饱满，表现形式新颖独特，民族风格鲜明；彦涵的《军民合作 抗战胜利》、杨筠的《努力织布 坚持抗战》等，通过丰富的情节，表现了边区军民联合抗战的精神风貌。
雕塑没有像版画、连环画、插图那样广泛，留下的作品仅有王朝闻的《毛泽东像》《鲁迅浮雕像》，祁峻的《边区自卫军胸像》等。此外，古元的《自卫军》、夏风的《支援前线》、邹雅的《民兵》等窗花剪纸作品，开拓了向民间艺术学习的新道路。
延安时期的美术在为人民而创作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尤其是中国革命美术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艺术类型，延安时期的美术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延安美术家拥有崇高的革命信仰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是坚定的革命者、实践者、传播者；二是艺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理念；三是艰苦奋斗、深入生活的艺术追求。这种在枪林弹雨、生死考验中形成的革命意志及艺术理念，展现出新的文化内涵，为中国美术找到了真正的精神归属。
铁血染山河，丹青抒壮歌。延安时期的美术在烈火淬炼中铸就的精神品质，经过几代人薪火相传，已凝成一种文化血脉，融汇于中国艺术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