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马可是一位音乐家，说起他的名字你可能并不熟悉，但说到他创作的歌曲《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是民主青年》、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管弦乐《陕北组曲》……你可能马上就可以唱出调调来。记得小时候，我家经常飘出乐曲的声音，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的两个姐姐和姐夫都曾穿过军装，我的哥哥大学时学习的是军工领域的高科技专业，我和妹妹在文艺团体做行政管理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都遵循着父亲的教导。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走自己的路，但年少时父母就是我们最直接的引路人。我现在已年近古稀，但回头望去，父亲带领我们前行的身影仿佛仍在眼前。
一
我的老家在江苏徐州。父亲的童年是在爷爷开明慈祥、奶奶善良淳朴、全家和睦相处的环境里度过的。可惜这样的童年对于父亲来说非常短暂。在他刚刚5岁的时候，爷爷因中风猝然辞世。家中的顶梁柱倒了，奶奶面对失去了劳动力的家庭，只能咬牙靠变卖家产维持生计，供几个尚未成年的子女继续读书。家庭变故使父亲从小养成了勤劳的品质。他经常跟着奶奶到磨坊或田里去干活，帮大人挑水是他最乐意完成的任务。
父亲从小多才多艺。他喜爱体育，在铜山县（即现徐州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夺得过网球冠军；他爱好文学，受哥哥姐姐影响，读了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曾获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他热衷于探索新奇的世界，把自己的小屋布置成一间实验室，做各种物理、化学小实验，亲手给他的姐姐们配制雪花膏。记得姑姑曾告诉我，有一次，她们在房间里听到“轰”的一声响，跑到院子里一看，只见我父亲正抬着头，看着天上一阵“雪花”飘落下来，原来是他的小实验出了故障……父亲还拉得一手好二胡，《光明行》《空山鸟语》是他最喜爱的曲子。高中时，他迷上了化学，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并顺利考上河南大学化学系。“一二九运动”和“七七事变”后，父亲受抗日救亡歌曲的影响开始对作曲产生兴趣，并于1937年发起组织了“河南大学怒吼歌咏队”。19岁的他，放弃了热爱的化学专业，走出象牙塔，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恩师冼星海，得到他的教诲和鼓励，并从此走上了以音乐为武器的道路。1940年初，他克服多重困难来到延安，考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以下简称“鲁艺”）。
二
那时，父亲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创作的许多抗战歌曲已经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在音乐界也小有名气了。到达延安后，父亲一门心思想早日向鲁艺音乐系的专家老师们系统学习专业技巧，弥补自己理论上的不足与缺憾，但由于工作需要，音乐系派他到民众剧团去做短期音乐教员。父亲当时还只是个22岁的小伙子，有着自己近乎执拗的想法和追求，对派他暂时离开鲁艺有些想不通，但他明白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只好前往民众剧团。
民众剧团是当时活跃在陕北、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郿鄠剧团，由著名诗人柯仲平担任团长。父亲刚到民众剧团时，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郿鄠戏和秦腔可没什么好感，那粗犷、豪放的唱腔和表演风格，让他觉得难以接受。当时，因为青壮年大都上前线去了，民众剧团的演员多是些十几岁的孩子。而就是这些孩子，担负起了宣传抗日、教育百姓的任务。他们克服了生活条件的艰苦，每天除了排练、演出，还要挤出时间学习新歌。父亲在教歌之余，还经常给他们讲授一些自然科学、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在一起战斗、生活、学习的过程中，父亲和民众剧团的“大胡子”团长老柯以及百十来个年轻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融入了这支队伍，融入了秦腔、郿鄠戏中。不知不觉间，他爱上了民众剧团，爱上了乡土气息，爱上了民族民间音乐。
那几个月的工作和生活对他一生的创作和在艺术道路上的追求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到延安后，父亲很快就融入了鲁艺的学习与创作生活中。当时的鲁艺有一批来自敌后的艺术家，他们有很高的专业造诣，在教学课程和内容上也按照专业艺术院校设置，但在艺术如何更好地为抗日斗争的现实服务以及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上还有许多困惑。针对文化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党中央在深入调研之后，于1942年5月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文艺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指出了文艺工作者应该解决的几个问题，并亲自到鲁艺进行讲解，号召艺术家们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即人民群众中间。鲁艺的师生们明确了方向，统一了认识，他们打破以专业划分各系的编制，组成了许多小分队，走向民间，走进百姓之中，一边演出宣传，一边学习民间艺术，创作出许多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优秀作品。我父亲的《南泥湾》《夫妻识字》以及后来由他担任音乐组长、鲁艺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就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三
今天的我为父亲的才华和勤奋精神感到骄傲，但在小时候我觉得父亲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只忙着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我们的生活与学习。我只记得清晨经常被他的哼唱声吵醒。当我揉着惺忪睡眼爬起来时，常看到父亲脸上带着那种专注兴奋的神情，正沉浸在他的创作中。那时候，父亲除了要忙他心爱的音乐，还担负着单位里的领导工作。他晚上需要熬夜工作时，便会沏上一杯浓茶。我小时候嘴馋，经常偷喝父亲杯子里的浓茶，喝了以后自然也睡不着觉，只好瞪着大眼睛趴在写字台边看他工作。其实，父亲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爱运动，爱美食，爱和我们一起划船、游泳。只要工作告一段落，他就会尽量抽时间陪我们玩耍。我儿时读的第一本古典名著《水浒传》就是听取了父亲的建议。父亲非常开明，总是充分相信我们，鼓励我们自立、自主。他并不十分在意我们的学习成绩，但我知道，在他的心里一直关注着我们每个人的成长。
大姐马楠上中学时非常喜欢西洋音乐。一次，她想请父亲带她去看中央歌剧院公演的《茶花女》。父亲却说：“你想看《茶花女》吗，那就必须先去看一场京剧。”对父亲的这种做法，当时大姐还不能理解，但当她长大成人后，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高中毕业时，大姐想报考音乐学院，父亲很高兴，但得知学校将保送她去军事外国语学院的时候，父亲坚定地支持她服从国家需要，舍弃音乐，穿上军装。
我的二姐马海星童年时就很有文艺天赋，拍过电影，上小学时就能够自己谱曲，是我家唯一走上作曲道路的“继承人”。父亲对她寄予的希望更不用说了，带她看演出、听音乐会，尽量为她创造学习音乐的条件。后来，我二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成为了原海政文工团的创作人员。
到了那个特殊的年月，其他家庭成员都被下放到了干校、农场、兵团，年纪较小的妹妹马海玲陪着已患肝病的父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父亲曾对朝夕相处的小女儿说，要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后来，妹妹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又取得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学位。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她对父亲的教导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初中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兵团的几年里，父亲在日记中经常提到我，起初一字一句中充满了担忧和思念，后来得知我逐渐适应了艰苦的环境，能够积极努力工作，心情开朗起来之后，他才放下心来，并“为海莹的进步感到欣慰”。我小时候在家不会干活，不懂得勤俭。17岁时，我从兵团第一次回家探亲，全家人一起去下馆子。当得知那顿饭花了12元，我惊呼起来，说这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啊。父亲听了很高兴，说你终于从农民那里学到了“钱”的概念。还有一次，我写了一段“诗”，正好连队里的文化干事也写了首歌词，试探性地问我能否“请大音乐家马可谱曲”，我就把这些都寄回了家。过了没多久，父亲就把两首谱好曲的歌寄给我，并说是给我的生日礼物。他为我连文化干事谱曲的那首《兴安岭栽上了浅水藕》，很快就传遍了连、团甚至其他师团。大家被这首歌清新、优美的曲调打动，久唱不衰。几十年后的今天，当一些素不相识的兵团战友知道了我的身份后，也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原来是你爸谱的‘浅水藕’！”艺术作品就是有着这样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啊！
父亲说，他和我们的关系不仅是父子、父女，还是朋友。他那刻苦勤奋、宽容大度、热情幽默的品格深深感染着我们，他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和爱护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父亲离开我们时只有58岁，但他那充满坎坷曲折而又成就卓然的一生，得到了许多人的尊重。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作曲家梁克祥老师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年他刚从外地调来北京时，车刚到西堂子胡同宿舍门口，就见一个穿着一身蓝布衣裤的大个子，二话不说帮他扛起行李送到家中。事后他才知道，这竟是他早已闻其名而未见过面的作曲家马可，也是他即将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梁老师对这件小事一直念念不忘。而我在听他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也同样受到了感动。父亲那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格，每每都是通过这样的小事反映出来，感染、教育着我们。
父亲病重时，给我们五个子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对你们的希望，已经通过我一生的道路表达出来了。”这是一个音乐家多彩的人生，也是值得我们子女永远怀念并学习的人生。
图①：20世纪50年代，马可为农民试唱他的新作。
图②：歌剧《白毛女》在延安演出时的乐队合影。后排左三为马可。
图③：20世纪70年代，马可一家的全家福。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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