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课题，制海权内涵随着海上战争实践不断丰富发展。美国海权学派奠基人马汉通过对桨船舰队时代、风帆舰队时代以及早期蒸汽铁甲舰队时代欧洲海上战争历史的分析，得出了通过海上决战才能夺取制海权的结论，成为西方国家后续争夺制海权的基本遵循。进入21世纪，以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产业革命快速发展，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智能化加速演变，加之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全球海洋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等因素的影响，制海权斗争在地位作用、获取途径、主战兵力、争夺空间以及作战方式等方面，与马汉所描述的制海权斗争景象相比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地位作用：从“制约战局”向“塑造格局+”升级
关于制海权的地位作用，马汉虽然表达了“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世界”的观点，但其主要认识还局限于“制海权对赢得战争胜利至关重要”层面，没有看到制海权对地区乃至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影响。事实上，制海权对于欧洲格局塑造的影响在16至18世纪的海上战争中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太平洋海战中战胜日本，在大西洋策应盟军赢得大西洋海战，一跃成为世界海洋强国，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战后的冷战格局。
当今世界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地区冲突连绵不断，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海洋强国视海洋为固有领地，企图通过控制海洋进而维护全球霸主地位。新兴国家为了打破传统海洋强国在海洋方向的围堵遏制，必须拥有更多的海洋行动自由。在此背景下，制海权斗争地位作用更加凸显，呈现出向“塑造格局+”不断升级趋势，不仅将决定地区格局发展变化，而且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格局走向进程。新兴国家在与传统海洋强国竞争过程中，拥有制海权，就能在战时赢得海上局部战争胜利，维护正当合法利益不受侵损，在平时塑造稳定环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发挥支撑作用，进而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促进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体系早日形成。
获取途径：从“以海制海”向“全域制海+”拓展
制海权目的在于阻止、限制特定海域内敌方兵力行动，进而为己方兵力自由行动创造条件。受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的限制，传统海战中交战双方能够用于海上作战的兵力主要为水面水下舰艇，因此夺取制海权的基本途径只能是“以海制海”，即通过运用己方海上兵力打击、摧毁敌方海上兵力以实现对特定海域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导弹武器逐步运用于海战场，使海上作战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火炮相比，导弹武器具有远距离非接触高精度打击的明显优势。特别是新材料新动力新制导方式的运用，现代导弹不仅打击距离、精度、速度以及智能化程度进一步增强，而且发射平台日趋多样化，既可以装载于各类舰艇进行由海对海打击，也可以装载于作战飞机实现由空对海打击。借助于各类性能更加先进、打击距离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反舰导弹，濒海陆岸兵力完全可以对距岸几十公里至上千公里的海域实现有效拒止，达成“以陆制海”效果。未来争夺制海权，按照“全域制海+”思路，形成“以空制海”“以陆制海”“以天制海”等，在多层次多方向对敌方海上兵力实施综合打击，使“全域制海”更加完备，成为夺取与保持制海权的必然选择。
主战兵力：从“水面舰艇”向“海洋平台+”转变
马汉是“大舰巨炮”至上主义者。他认为海军拥有大舰巨炮对于赢得制海权具有决定性作用。受马汉鼓动，西方列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纷纷加入海军军备竞赛，企图通过建造优势吨位数量的军舰压制对方。这一阶段，以大口径火炮和厚重装甲防护为标志的蒸汽铁甲战列舰为列强竞相追捧。就在战列舰大行其道的辉煌时刻，航母横空出世为海上作战增加了新的兵力，并悄然改变了制海权斗争的兵力构成。太平洋海战中，美日首次大规模运用航母编队争夺太平洋控制权。至此，航母取代战列舰一跃成为制海权作战的主角。
当前，新技术浪潮此起彼伏，信息技术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扑面而来，新质作战力量不断涌现。主要海洋国家在不遗余力继续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大型海上作战平台同时，也基于体系作战要求，按照“海洋平台+”的理念，组建“航母打击群”“两栖远征群”“驱护舰作战群”以及“无人作战群”等兵力模块，力求通过灵活多样、高效可靠的主战兵力兵器运用获得海上作战主动权。以航母编队为例，在“航母+舰载机”层面，舰载机类型更多，作战性能不断提升；在“航母+配套兵力”层面，新型驱护舰以及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等兵力的加入，进一步巩固航母编队在海上作战中的核心地位；在“航母+支援兵力”层面，各类作战卫星、无人作战系统以及能够用于海空打击的其他军兵种兵力的适时运用，形成一体化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控制的海域范围越来越大。
争夺空间：从“海洋平面”向“立体空间+”扩展
以往海战中，交战双方面临主要威胁均为对方水面舰艇兵力，制海权争夺主要在海洋平面进行，舰炮是双方作战主要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航空兵和潜艇参与海上作战，制海权争夺开始呈现立体化态势，但在规模和影响方面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争夺制海权即争夺海洋平面控制权的基本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造卫星、舰载导弹武器、深海装备、电磁武器等逐步运用，制海权争夺空间真正从平面走向立体，向太空和深海延伸。
当前，信息化战争具有信息主导、一体联合、体系作战、夺控综合制权等特点，海上作战兵力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来自海平面，也可能来自太空、空中、水下、深海等有形空间和电磁网络、心理认知等无形领域。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来自这些全维空间的威胁，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作战兵力就不可避免地遭受打击。立足于战争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必须深刻认识到未来制海权斗争绝不再是单一的海洋平面空间争夺，其作战空间维度将大大拓展，争夺制海权意味着必须要争夺“立体空间+”的综合制权。在有形空间，统筹制海权与制天权、制空权、制水下权斗争，合理部署运用兵力，使制海与其他制权行动相互策应密切协同；在无形领域，牢牢掌握制信息网络权、制心理认知权以及制智权，把信息攻防、电磁网络防护、舆论法理斗争等贯穿争夺制海权始终。
作战方式：从“海上决战”向“海上破击+”嬗变
马汉在论述制海权时说：制海权就是让敌人从海上消失。基于这一理论，运用舰队进行海上决战成为争夺制海权的主要方式。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马汉追求的是绝对制海权，这基本符合蒸汽铁甲舰队时代之前的海上战争实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德兰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西洋海战、太平洋海战等，也都是舰队“海上决战”。冷战期间美苏两极争霸，双方建设海军舰队基本构想仍然是能够执行远洋舰队决战任务。
如今，信息化智能化海上局部战争形态下，追求绝对制海权已不是必然要求，破击体系成为基本作战指导。与歼灭战相比，通过精确打击瘫痪对方作战体系获得局部的、相对优势的制海权不仅同样能够保障战局顺利进行，而且成本代价更低，更利于控制战局。根据整个战争全局需要，夺取制海权作战需要转变思路，按照“海上破击+”基本要求，灵活选择破击敌方战略通道、破击敌方基地体系、夺控海上要域要道等多样方式组合，才能确保制海权斗争精准、稳妥、高效、有力。
保持时间：从“战时控制”向“平时构建+”延伸
人类对海洋地位作用的认识经历了四个主要历史阶段。一是“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初步认识阶段；二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伴随着15至18世纪大航海，人类发现海洋是连接世界的战略通道；三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陆地资源趋于枯竭和人口剧增，人们发现海洋是资源宝库；四是21世纪以来，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广泛运用于海洋勘探开发利用，海洋成为国家强大兴盛的必争必保空间。由于对海洋地位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争夺制海权战略目的发生了变化，导致对保持制海权持续时间需求也相应变化。
以往海上战争中，获取制海权主要是为海上作战其他兵力提供支援掩护，制海权持续时间从战争开始至战争结束即可。随着海洋战略地位的提升，主要国家需要利用海洋支撑国家强大发展，海上活动的持续时间延长，除了要维护海上航线安全外，还要保护海洋勘探开发、防范海洋利益遭受侵损等，对海洋安全期望值增大。制海权已经从“战时控制”向非战争时期提供安全延伸，除海上战争之外，海上兵力预置与威慑、对重要海峡通道的控制以及海洋安全治理都需要制海权作保障。将制海权保障贯穿“平时构建+”海洋活动全时段，成为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