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衫来到了河边……”这段熟悉的歌声响起，许多人眼前就会浮现出小二黑和小芹这对青年情侣的身影。这一经典唱段将小芹质朴又富有青春气息的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小二黑与小芹打破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勇于追求幸福婚姻的故事，曾经感染并激励了几代观众。2021年10月，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的音乐会版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登陆第四届中国歌剧节，演出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赢得他们的青睐和掌声。
10年前的2011年，歌剧《小二黑结婚》经过重新排演，一举在首届中国歌剧节上包揽7项大奖。13位评委和全场观众一同起立长时间鼓掌。田川、杨兰春获得编剧特别奖。经典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穿越时空，通过高水准的艺术呈现在新时代再续芬芳，充分证明这部民族歌剧巨大的精神价值和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的原作小说发表于1943年，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但在赵树理浩繁的创作中却名气很大。小说对现实生活近距离的真切反映，揭示了解放区农村落后的封建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思想的冲突，成功实践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所强调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如今，《讲话》已经发表80周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讲话》的真理性越来越彰显，传播越来越广泛，影响也越来越深远。《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无论是在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都释放出巨大而持久的理论生命力。今天，当我们回望过去80年的中国文艺发展史，我们依然会时时感悟到《讲话》透辟、深邃的思想魅力。
二
《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艺界的面貌焕然一新。作家、艺术家聆听、学习《讲话》后，精神得到有力提振，思想达成高度统一，重新认识了文艺的历史使命和自己的创作方向。《讲话》精神也传播到各抗日根据地，很快引领了文艺创作的风尚。文艺工作者们自觉深入群众，向民间学习，努力以民族化、大众化风格表现工农兵，涌现出像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样，描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佳作。
小说《小二黑结婚》讲述了1942年前后，山西解放区根据地民兵队长小二黑与姑娘小芹相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冲破封建桎梏，争取婚姻自由，最终喜结连理的故事。两人不畏封建势力威胁、勇于反抗的精神被广为称颂，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作品讴歌了新生力量的胜利，表现了社会进步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小说成功的另一因素则是赵树理对农村生活的深扎与谙熟，以及作品所彰显出的为人民抒写的政治属性。这是《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文艺乃至中国文艺要着力体现的价值导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及其小说创作在当时代表着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
在小说《小二黑结婚》发表将近10年后的1952年，决心致力于新中国民族歌剧事业的军旅剧作家田川，与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的同班同学杨兰春合作执笔创作了歌剧剧本《小二黑结婚》（马可、贺飞、乔谷、张佩衡作曲），在毕业公演中大获成功。《小二黑结婚》是中国第一部民族喜歌剧，首次将戏曲唱腔运用在歌剧表现中，在表达音乐的戏剧性以及增强核心人物的戏剧张力等方面，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此后，歌剧《小二黑结婚》作为中国歌剧民族化探索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目，与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一道，被誉为新中国歌剧界的两大经典。
三
当时，田川与杨兰春何以要选择10年前的、看似有些过时了的一部短篇小说来进行他们毕业作品的创作呢？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小二黑与同村姑娘小芹自由恋爱，遭双方家长反对。坏分子金旺兄弟因调戏小芹不成，以“捉奸”为名，将俩人抓起来。区长了解内情后，关押金旺兄弟，支持二黑和小芹结婚，并对双方家长进行了教育。小说反封建思想的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而区长代表的人民的政府与社会主导地位无疑也具有隐喻意义。这两点显然与田川的革命经历、军旅文艺工作者的身份以及对新中国的理想期待相暗合。
田川的爱人、歌剧《小二黑结婚》中首位小芹的扮演者、著名军旅歌唱家乔佩娟介绍说：“田川1926年出生于安徽六安。1938年秋天，只有十二三岁的田川偷偷地从家里逃跑出来，参加了抗日队伍新四军，在一个少年剧团当演员，主演了大型儿童剧《小三子》，在当地一下子出了名。从那时起，田川立志要当个名演员，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歌剧作家却是他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
苏北“反扫荡”斗争的北秦庄突围，敌后皖东、苏北根据地游击战和辽沈、平津战役，以及南下转战湖北、湖南、广西等地，让年轻的军旅文艺工作者田川深刻体会到了文艺对新中国的成立、对战争与和平的独特价值与意义，有了真切直观的感受和体验；而《讲话》所强调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文艺思想则为田川和同时期的作家艺术家指明了方向。已经成为历史文本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仍然契和着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时代精神。因此，歌剧《小二黑结婚》一经公演便引发轰动与震撼，并激起其他剧种移植改编的热潮，进而成为全国范围内广泛上演的现代戏经典剧目便绝非偶然。
四
对现实生活或者说对生活真实的重视，当然源自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但对剧作家田川而言，《讲话》所体现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文艺思想应该起着更加主导的作用。
在创作歌剧《小二黑结婚》时，虽然有小说文本作依据，但田川和杨兰春仍然专门深入到赵树理过去经常活动的山西左权、武安一带山区，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以及相关的历史信息，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之后才开始他们的歌剧创作。“生活和人民是艺术工作者永远的课堂”，这是田川时常挂在嘴边上的话，也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革命和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田川始终坚守着艺术来源于人民、艺术为了人民的信念，这种信念要求他不可能去写作虚假的文艺作品。田川说：“我们必须把改编当作创作，在把握原来精神意蕴的同时，和自己熟悉的、亲身体验过的生活结合起来，赋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真正的艺术真实。”在创作的时候，田川和杨兰春甚至找到作家赵树理本人，虚心地向他请教，请他讲解这部小说，深入探讨改编中遇到的问题。这便是创作出“红色经典”的那批作家对待文艺的立场、信念和写作伦理。
曾演过十多年话剧的田川在二十三四岁时才改学导演和创作，但他创作的却不是话剧，而是歌剧，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田川的自我解释是：“1946年，我随军转战到了东北，在哈尔滨看了延安鲁艺在哈尔滨演出的《白毛女》，把我感动得失声痛哭，它真正把我的心打动了。我认为世界上最能撼人心魄，感染力最强的艺术，就是歌剧。所以我就开始搞歌剧。在军党委决定把一个军只有一个的名额给我，让我去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我毅然决定报考了歌剧系。30多年来，我把自己的命运和歌剧事业连在一起。”
对大多数艺术家而言，并不是说你下决心想创作什么，于是就创作出了一流的什么作品，创作的成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而田川创作的第一部歌剧，居然就能与启蒙他走上歌剧创作之路的《白毛女》比翼等肩，则不能不说颇有些传奇色彩。这当然和创作主体所走的艺术道路紧密相关。通过对《讲话》反复深入的学习和扎实自觉的践行，田川早早便把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作为志业和追求。在歌剧《小二黑结婚》中，田川并没有停止他为人民抒写时代经典的前进脚步，此后在各个时期还创作了二十余部歌剧剧本，在军旅歌剧史乃至中国当代歌剧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五
为了纪念田川对中国歌剧的卓越贡献，2014年，解放军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4卷本《田川文集》。前两卷收录了田川创作的歌剧剧本；第三卷收录了田川的文论集、剧评集、纪念集；第4卷收录了田川歌剧的曲谱、歌剧选曲、歌曲和歌词。《田川文集》出版后，田川的爱人乔佩娟接到了大量的电话、短信和来信，读者的热情反馈令她始料未及。她深情地告诉笔者：“中国的民族歌剧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培育出来的一朵鲜花。老田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一直在给这朵花浇水施肥，他见不得这朵花枯萎……之所以要将这套文集无偿赠送给图书馆、高校和研究机构，就是希望老田的经历和创作能给年轻一代的民族歌剧人和军旅文艺工作者提供某种参考。”
田川创作了那么多歌剧作品，但在85岁之前，别说为自己出文集，连一本小册子都没有出过。2008年，出版社第一次跟田川谈起出版作品集的事情，他根本不同意。直到田川去世前两年，一个地方剧团复排和演出歌剧《小二黑结婚》获得巨大成功。然而，演出结束后，乔佩娟拿来该剧的排演台本一看，心一下子沉了下去。“这个台本非常混乱，很多唱词和旋律都不准确。戏是好戏，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讹误之处，有的地方与原版相比甚至面目全非了。”听到乔佩娟的讲述，病床上的田川忧心忡忡。他意识到整理出版自己的作品，并非是为他个人树碑立传，而是涉及到民族歌剧的历史留存，某种意义上说也关系着《讲话》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但此时的他因为上了呼吸机，已经不能讲话，只得在小黑板上艰难地写下：“要把原始稿子都找到，整理出来，流失了太可惜。”而此时的乔佩娟虽然整天忙于照顾重病的田川，难以分身，但是内心深处为田川整理出版文集的想法越发清晰坚定。
2013年10月，田川去世之后，乔佩娟和刚刚退休的大儿子一起，将田川存放手稿的纸箱子从储藏室搬了出来，耐心细致地分类整理。那一部部誊抄在稿纸上的剧本早已泛黄，有的钢笔字迹已经模糊。尘封多年之后，这些珍贵的手稿重见天日，向后人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迟来的文集，既是田川艺术生命的浓缩，亦是中国民族歌剧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的发展见证。
六
1992年，田川重温《讲话》，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回顾在《讲话》指引下，革命文艺大繁荣的经验和歌剧的发展历程，我们歌剧工作者更要像当年延安的文艺家那样，全身心地投入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洪流中去；加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我们自己；发扬歌剧的战斗传统，在追求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越加丰富多样的同时，努力表现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创业者的形象，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在《讲话》的影响下，中国文艺为什么会取得如此的成就？《讲话》为什么会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为什么会令人常读常新？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与道路问题，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特殊性问题，进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重读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篇讲话，前后相隔72年。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面临不同的语境，解决不同的问题，然而两篇讲话在思想、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在理论、方法上是与时俱进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继承和发展了以《讲话》为主要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发扬我国优良文化传统和美学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奋力攀登文艺高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艺迎来了全面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各文艺门类、各题材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佳作。两篇讲话都紧紧围绕着文艺“为人民”这个中心，都注重文艺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培养，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作用，都期望文艺作品能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之，成就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两座高峰。
在田川看来，《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等经典歌剧是在中华民族音乐、戏曲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人民性。中国歌剧发展到现在，趋向于风格多样化发展。但是无论如何，歌剧都不能脱离人民的感情和生活实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民族歌剧的艺术实践中，田川就是这样始终将自己的创作牢牢植根于民族性和人民性之中。而这种创作思想与艺术精神，显然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创造出更好更多的文艺精品”的要求相契合。换言之，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引的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正是以田川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军旅文艺工作者矢志追求、热切期待、倾力践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