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延安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暴露，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的文艺观，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给文艺工作者带来巨大的思想震动。
文艺，曾经为宗教服务、为宫廷服务、为士大夫服务、为有钱人服务、为自己服务、为艺术而艺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鲜明地提出“为工农兵的文艺”，文艺“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
《八路军大合唱》的词作者公木参加了座谈会，他深有感触地说：“经过座谈会，‘工农兵’顿时成了一个熟语，‘兵’字缀于‘工农’后面，构成一个复合词，这是以往所不曾听见过的。”
诗人艾青在文艺座谈会后说：“我第一次听到了‘为工农兵服务’的论点。”
美术家王朝闻参加完延安文艺座谈会感慨地说：“我在上海画画的时候，只晓得为革命，不晓得为工农兵。从这一点上，我的脑子被打开了。”
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舒群说：“在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们才认识到另一个道理，到底什么叫作‘面向工农兵’”“当我们从‘亭子间’来到工农兵群众中间，面临新的人物、新的事件的时候，真好像从另一个星球掉在地球上来似的”。
山丹丹花开满了延安的山野，那喇叭状的花朵，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如何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家们在消化和理解《讲话》中，重新思考自己与工农兵的关系，开始转换自己。他们带着自己的笔走向乡村，走近工农兵，走向火热的现实生活；他们在革命斗争的一线，学习群众语言，收集民间故事，得到灵感的露珠，在马兰纸上写下奔跑的篇章。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出了门。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嗨呀梅翠花嗨呀海棠花，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
1943年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延安南门外的广场上，几十支文艺团体竞相表演，一派欢乐气氛。鲁迅艺术学院150人组成的“鲁艺秧歌队”演出的《拥军秧歌》等节目引起轰动。这些节目运用民间流行的“踢场子”“推小车”“跑旱船”“挑花篮”等形式，突出拥军优属、大生产运动的主题，让人耳目一新。
戏剧系教员王大化放下身段，化妆成民间秧歌中小丑的扮相，腰间系着一根红布条，手拿一面小锣，脚上穿着一双带彩球的鞋子。只见他上得场来，腿抬得高，脚落得轻，步子飘飘，秧歌扭得俏。学员李波穿着红花棉袄红棉裤，背一只小鼓，一副陕北村姑扮相。两个人一摆一扭一走，一上场一片喝彩，“正月里来是新春”一开口，赢得一片欢呼。
延安的老乡看了鲁艺的新秧歌，竖起大拇指说：“鲁艺家。”这话像“老张家”“老李家”的称呼一样，是一种很亲切的称谓。鲁艺院长周扬高兴地说：“鲁艺家……多亲昵的称呼！过去，关门提高，自封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这个家。如今，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刚刚开始做一点事，老乡就称呼我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还是要群众来封的。”
《拥军秧歌》一炮打响。民间流传多少年的“骚情秧歌”“溜沟子秧歌”（给地主老财拜年唱吉庆的秧歌），经过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成为“斗争秧歌”“解放秧歌”“翻身秧歌”。
新秧歌的创作与演出，实现了毛泽东提倡的文艺面向工农兵的要求，“大众化”的门道找到了，“民族形式”也有了，“打成一片”“喜闻乐见”的效果也达到了。参加秧歌演出的作家刘白羽说：“感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现在真正是人民的一员了。过去觉得自己是作家，不得了。现在大家都穿上农民的服装，和人民一样了。我为什么流眼泪？因为我是真正的人民了。”
鲁艺秧歌队又突击赶排出秧歌剧《兄妹开荒》，表现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在《兄妹开荒》中，王大化演哥哥王小二，李波演妹妹。王大化头扎白毛巾、肩扛镢头，演活了一个调皮哥哥的样子。“妹妹”李波嗓子嘹亮，秧歌步子走得漂亮，演出了一个妹妹天真可爱的形象。
2月9日，正月初五，鲁艺秧歌队闹新春闹到枣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来观看演出。鼓声隆隆，脚步声咚咚，尘土飞扬。毛泽东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他看得特别高兴。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成功地把秧歌形式中的民间野性转化为人民群众对翻身解放的革命激情，用秧歌中的身体扭动表现对革命胜利的喜悦与激情。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秧歌以革命的姿态浮出历史的地平线。秧歌剧的成功，实现了革命教化与娱乐的生动结合，是毛泽东的讲话落地落实写出的新篇。
导演张庚说：“整风以后，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先要做老百姓的学生，然后才能够做他们的先生；教我们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这样大多数戏剧工作者才渐渐醒悟过来，开始严肃地注意到陕北民间流行的艺术——秧歌上面来了……把从前那种看不起它的心理完全翻了过来，成为激赏了。”
从前不被文人关注的民间“野草”，成为最受宠爱的奇花异草。艺术家“激赏”民间艺术，也得到老百姓的“激赏”与回报。《兄妹开荒》《拥军秧歌》等节目，采用老百姓“解得下”——看得懂的形式，受到空前的欢迎。在大砭沟口演出时，有一两万观众，屋顶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半面山坡上都坐满了观众。王大化感动地说：“我从前在大礼堂里演戏，一千来个座位还坐不满，演好演坏，观众对我也很平淡。现在我在街头、在广场里演出，一场就有上万的人看……现在才知道艺术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是多么光荣，多么愉快。”
《兄妹开荒》《拥军秧歌》之后，引起轰动的是《白毛女》。
晋察冀边区流传的“白毛女”的故事激发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灵感。经过反复提炼，确定《白毛女》突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时代主题。
《白毛女》作为向“七大”的献礼作品，1945年4月在党校礼堂正式演出。毛泽东和七大代表一起观看，当台上唱道“太阳出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坐在台下的毛泽东悄悄地拿出手绢，擦拭掉眼角的泪水。
《白毛女》通过对民间故事的艺术化改造、对人物故事的革命化塑造，成就了革命经典。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似繁花开满春山……纪念碑一般的作品诞生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基石。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工农兵”“大众化”“孺子牛”“螺丝钉”“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些崭新的词语和句子，猛烈地撞击着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灵魂。
以《兄妹开荒》《拥军花鼓》闻名的李波说：“‘面向工农兵’这个口号，当时在我们脑子里特别新鲜，我们把这几个字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为座右铭。”
民众剧团的负责人柯仲平是延安文艺界知名人物。他是诗人，又是朗诵家，留一大把胡子，毛泽东称其为“美髯公”。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表扬了民众剧团，使他备受鼓舞。文艺座谈会后，柯仲平带领剧团一边下乡宣传演出，一边与老乡交朋友，收集创作素材。柯仲平有一个烟斗，是刘白羽从晋察冀前线带回来赠送给他的。柯仲平喜欢这个烟斗，总是在手里捏来捏去，捏出了黑红色的色泽。在与老乡交流中，柯仲平常常把装满旱烟叶子的烟斗递给老乡抽。烟斗在乡亲们手里传来传去，再传回柯仲平手里时，有人问柯仲平怕不怕脏？柯仲平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我这烟斗的牛角嘴嘴上，咬了多少农民兄弟的牙印呀！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跟老百姓交朋友？怎么建立互相之间的真挚情感？”
走近人民，学习群众语言，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文艺工作者感情起了变化，文艺观发生了根本转变，心中真正地树立起了人民的地位。从秧歌运动、《白毛女》开始，文艺工作者深入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与实践。民歌、秧歌、剪纸等向来都是自生自灭，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术被文艺工作者发掘出来，前所未有地上升到国家艺术的高度。中国历史上许多从来不入诗入歌入画、不能上舞台的人和事，被文艺工作者纳入视野，写进作品。前人装不进去的东西，被延安时代装进去了。画家古元的木刻创作，在文艺座谈会之后转向民族形式。画家徐悲鸿看了古元的木刻作品，称他为“艺术界之卓绝天才”“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
火焰般的诗篇献给人民。一批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创作出来，工农兵的形象成为小说、舞台、诗歌、绘画中的主角——一改从前文艺作品中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花花草草的传统局面。一批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革命内容的作品涌现出来：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连《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东方红》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是鲁艺的师生从偏僻乡村收集整理出来的。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