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着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这首当年传遍祖国大地的《延安颂》，唱出了中国青年的抗日决心和豪情。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当年的延安一下子涌入了几万名年轻人，使这里成了青春之城，也成了希望之城。在延安，青年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担当起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重任。

如何看待这些青年？在延安，深有历史远见的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怀和重视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始终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始终把青年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任务。为此，1936年11月，党中央把青年运动的主题，确定为吸引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

为团结各界青年抗日，党中央做出了改造共青团的决定，把这个先进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改造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共青团，自下而上地建立了各级青年救国会。这一决定，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爱国青年投入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使青年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七七事变”后，成千上万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全国青年运动，集中统一对各青年团体的领导，1938年5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建立青年工作委员会，由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兼中央青委书记。这样，全国青年的抗日救国运动有了党的统一领导。

为进一步号召和团结全国青年担负起民族解放和抗日救亡的任务，1937年4月12日，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典礼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毛泽东等到会讲话。大会通过《全国救国纲领》草案及章程。

1938年4月15日，《新中华报》发表了毛泽东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一周年的题词：“青年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目前青年团体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一切阶层的青年男女，大批地走向抗日战争的战场去，充实正规军的战斗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后方的青年人，也是一切为着战争胜利而工作。中国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

在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的青年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开展。

1939年3月18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决定把5月4日作为其成立纪念日，并向全国青年提议，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为纪念五四运动和宣传中国青年节，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4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刊出“五一、五四纪念特辑”，刊载了胡乔木《纪念中国青年节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艾思奇的《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和冯文彬作词、吕骥作曲的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歌曲。5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登载了毛泽东撰写的《五四运动》一文，他希望全国青年“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1939年5月4日，延安各界青年在抗大第五大队坪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大会。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宋庆龄等10人组成名誉主席团，冯文彬等2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讲话，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就是做“抗日救国”的先锋。为了确保这个方向，毛泽东提出的重要原则是“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毛泽东刚做完讲演，几位青年高擎火炬进入会场，全场起立欢呼。他们跑步绕场3周，然后到主席台前向毛泽东敬献锦旗，锦旗上书写“新中国的火炬”几个字。会后，还举行了欢乐的篝火晚会。

多年之后，当年在延安鲁艺任教的诗人萧三写了一篇《我怎样到鲁艺》的文章，回忆起青年人那一天的欢乐：“晚色已经涂上了清凉山、宝塔山……场中几处却燃烧着熊熊的野火，照得通红”，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在回鲁艺的路上还听得见场中的歌声和看得见那里的火光”。

在抗战期间，党中央十分注重引领青年思想，用党的理论武装青年，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到陕北后创办了安吴战时青年训练班。这个班，就是要在最短期间教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军事、政治、纪律知识，然后投入到抗战中去。安吴青训班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安排全部实行军事化，先后组编了127个连（队）。从1937年到1939年下半年，青训班共办了14期，培训了1.2万多名学员，成为青年抗战的“人才大本营”。

安吴青训班筹办中的两件事，体现了党的领袖对青年培训工作的高度重视。

当年筹办安吴青训班困难重重。要办下去，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办一期，最节约也要200元。在那个时代，对于党中央来说，这钱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大家正在为经费发愁的时候，毛泽东说，这钱应该花，青训班要办下去，而且要大搞。毛泽东一拍板，青训班继续办学的问题就解决了。

青训班在办学中，遇到了缺少优秀教员的问题。当时负责办班的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冯文彬在抗大中物色了两名教员。他找到当时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结果罗瑞卿不同意放人，说抗大正在飞速扩大，自己的教员也不够用。

冯文彬一想，只能去找毛泽东了。当面请示时，毛泽东批了一个条子，上面就是7个字：罗瑞卿同志，照办！

抗大第四期正式开学后，由于来延安的青年学生人数猛增，这一期学员达到5000多人，几乎是前几期学员人数的总和。这是抗大历史上学员人数最多的一期，也是知识分子比例最高的一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从西安徒步来到延安的。

毛泽东对这些知识青年非常重视，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对抗大的各级负责人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800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

从1936年10月到1945年2月，毛泽东到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艺等学校，给青年们授课、讲话和作报告多达100多次，还多次为学校题词。他为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为抗大的教育方针。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领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也经常到干部学校讲课、作报告。

在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青年无比关怀和爱护，寄予殷切期望。他们积极参加青年的一些重要会议和组织活动，亲自给青年作报告，撰写文章和题词，热情真诚地同青年交往，做青年朋友的热心人、知心人、引路人。

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中指出，学员来抗大学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决心！”

毛泽东十分注意对青年的培养，甚至连青年们上课学习时的讲义和教材都亲自撰写、亲自审定。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毛泽东来到抗大给师生们作报告。毛泽东说，我们是长期战争，总归要打下去，一直到胡子白了，于是把枪交给儿子，儿子的胡子又白了，再把枪交给孙子，孙子再交给孙子的儿子，再交给孙子的孙子，日本帝国主义倒不倒？不倒也差不多了。

毛泽东用生动的语言点出了年轻人努力的方向，那就是长期奋斗，坚持到最后胜利。

紧跟中国共产党，去打抗日持久战，建立一个光明的中国，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的强烈心声。延安，青春之城，希望之城。巍巍宝塔，秀美延河，因为有了那一代青年的奋斗而变得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