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出动战机空袭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目标。而仅数日前，在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警察发生冲突，造成16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另有约400人被以色列警方拘捕。

正当全世界的目光被俄乌局势吸引之际，曲折延宕数十年的巴以冲突再次激化。这固然与今年穆斯林斋月和犹太教传统节日逾越节时间重叠的特殊状况有关，但深层原因却是和平进程陷入停滞，甚至逐渐被边缘化。其中，美国长期推波助澜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不公正立场。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宣布所谓“世纪协议”，在耶路撒冷地位、巴难民、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等问题上立场严重倒退，引起巴勒斯坦方面的强烈抗议。拜登上台后，重新拾起“两国方案”，但整体上还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偏袒政策。去年5月，在巴以流血冲突的当口，美国竟公然批准对以色列出口价值7亿多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当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批评说：“美国是在用沾满鲜血的手书写历史。”

由于美国“拉偏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巴以和平进程没取得多大进展，以色列却取得了全面的优势地位。近年来，以色列更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不断扩张定居点，已形成连点成线、连线成片的趋势。而巴勒斯坦，则深陷法塔赫与部分巴解组织的成员据守约旦河西岸、哈马斯与伊斯兰圣战组织据守加沙的分裂格局之中，难以形成抗衡态势。

而作为巴以问题的重要参与方，阿拉伯国家在经历过美国输出的“颜色革命”后，不但没迎来“春天”，反而一脚迈入“阿拉伯之冬”，政局动荡、社会凋敝、发展停滞、人民痛苦，在世纪疫情与多重危机叠加的当口进退失据，自顾不暇，更难以给予巴勒斯坦太多的实际支持。

同时，美国还利用一些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发力，操弄伊核问题，渲染伊朗威胁，将伊朗打造成地区极端势力的“总代表”。这种美国制造的毒化环境将以色列“保送”进了阿拉伯国家的“战壕”，却进一步挤压了巴勒斯坦的立足之地。正如巴勒斯坦外交部批评的：“以色列正在利用伊核问题分散国际社会对巴以问题的关注。”

2020年，在美国的主导下，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今年3月，以色列首次作为东道主，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埃及举行外长级会谈。如此规模的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外长级会议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虽然与会方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但巴勒斯坦无疑陷入了更为孤立的境地。

在巴以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是既得利益者，政策选择余地大，而巴勒斯坦则是“砧板上的鱼肉”。因而，美国满足于将巴以问题边缘化，抛之一旁。近年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徘徊于两三年一次大冲突、两三月一次小摩擦的恶性循环中，虽未爆发大规模战争，但低烈度的冲突却不休不止。美国这种看似“无为”的解决办法体现的是强权的胜利，是对地区人民福祉、国际人道主义原则和公平正义的漠视，从长远来看必将埋下冲突全面爆发的隐患。

叙利亚著名诗人、思想家阿多尼斯曾说，巴以冲突是浓缩了人类的仇恨与偏执、狭隘与自私的时代隐喻。而其中，美国的仇恨、偏执、狭隘、自私最需警惕。巴以问题不应继续被边缘化，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不公不应再持续下去，“拉偏架”的行为令人不齿。只有公平公道，兼顾各方利益，才能达成各方都接受的方案。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应正视巴以问题的症结，推动尽早重启和谈，实现巴以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