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薄的草滩泛出黄缎子般冷光。两头野牦牛互不干扰地伸出锋利的舌头为草滩理发。”“经过脑子的水可以变成酒。手心里也能攥起大海的涛声。”在长篇报告文学《青藏线》（青海人民出版社）中，王宗仁通过准确的细节、精妙的比喻和诗性的语言回望充盈着原始伟力的青藏高原，探寻近70年前青藏公路修筑的传奇历史，亲近、想象、描摹慕生忠将军的伟岸形象和心路历程。

1954年，开国将军慕生忠带领“筑路大军”克服千难万险，在世界屋脊上战斗了219天，修筑了举世无双的青藏公路，开辟了青藏高原的历史新纪元。他是第一个把公路牵到西藏的人，也是第一个坐着汽车沿着公路进入拉萨城的人，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王宗仁多年磨一剑，以气势磅礴而又细腻优美的记叙，再现了建设青藏公路的艰辛历程，描摹了筑路人牺牲奉献、敢为天下先的人物群像和精神图谱，留存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底色。

提起王宗仁的写作，人们总是会很自然地联想起圣洁高原、雪域边防、绵延的天路、温暖的兵站……作家始终是在行走的状态，俯仰天地的视野、心怀众生的情怀、精妙准确的比喻、恣意流淌的诗意、深邃洞见的哲思成为王宗仁作品的标签。长期在青藏高原工作生活，独特的人生经历拉开了王宗仁与内地生活的距离，对高原自然风物、风土民情和生存状态的熟稔，融入作家基于个体生命感悟的深刻认知和独特表达，几乎贯穿于他全部的创作。即便如此，对于慕生忠将军当年如何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完成修筑青藏公路的壮举，王宗仁也有着太多的困惑和不解。对慕生忠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王宗仁关注了整整50年。

《青藏线》的叙事是从“找寻”开始的，作者“我”与过去青藏线上的汽车兵赵强老人对话，一个长长的引子从侧面交代了青藏公路的前史。《青藏线》对慕生忠这个人物的寻访和想象，最终聚拢起来的不仅是单一人物的形象，更是一种厚重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专属于那个纯粹、质朴而又激情燃烧的时代，带有那个英雄时代的独特质感和光泽。

真实、质朴、深情，在《青藏线》里，王宗仁的叙事语言诗性高蹈、耐人寻味，夹叙夹议间伸展开作家的思辨和想象。打破故事线性的嵌套结构、推拉摇移的叙事视角、“有我”的对话姿态，赋予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散文化甚至诗化的风格与神采。王宗仁充分调动起自己作为“老西藏”的经验和情感，他对真实历史现场的复现，对英雄精神存在的探寻，基于对万物关联的发现，也基于对可能性世界的建构。从当下的采访场景连接到那段遥远模糊的岁月，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勾勒出慕生忠将军的剪影，铺展开筑路精神的底色，也重新连缀起一段具有时代特质的英雄传奇。

青藏公路筑路队除了要经受恶劣自然环境的严苛考验外，还得面对工人、粮食、资金、技术短缺的巨大困难。这一切困难，都硬是被筑路队员们坚挺的脊梁扛过去了。工程队用9米的横梁木跨越了昆仑河，用双脚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踏出了“漏水桥”，用铁锹丈量昆仑山、唐古拉山。慕生忠将军当年在筑路过程中留下的地名，有很多直至今天人们依然耳熟能详：纳赤台、小南川、西大滩、沱沱河、不冻泉……1954年年底，青藏、康藏两线竣工通车，慕生忠将军乘坐汽车在拉萨城一圈一圈地转。那种难以遏抑的豪迈和骄傲，无疑是此前历经艰难险阻和身心磨难的情感释放。

王宗仁将青藏公路的修筑历程梳理为若干重要的时间节点，跳跃性的叙事以点代面，从一种俯瞰的、全局性的视角描绘历史进程，将筑路人的心酸坎坷、牺牲奉献、勇毅果决书写得细腻生动、撼人心魄；通过有限的资料、回忆、转述，重返并重建真实的历史现场，走近并最终走进了慕生忠将军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以跨越时空的对话方式接续起慕生忠将军不惜一切代价修筑天路的内在思想和情感逻辑，进而成功地为伟大的筑路精神赋形。

王宗仁对青藏高原怀有一种虔诚和敬畏的态度，甚至把它看作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青藏线》中，我们会读到，在主线故事之外，还有大段大段作家基于个体经验、情感的抒情表达、思辨议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宗仁对诸如人的生存、精神的力量、人性的光芒、人与动物的情义、人与自然关系等等宏大命题的思考和表达，跳脱了事象的表层，达至了审美和哲学的层面；让读者结识了一群有血有肉、平凡中见伟大的人，进一步认识到生命的意义，感悟崇高与英雄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