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活跃着我国第一批具有开创意义的优秀诗人群体，他们放开嗓子，尽情咏唱，展示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五百余年华夏民族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据统计，《诗经》中收录的关乎“战争与和平”题旨的作品就有80余篇，超过了诗集总数的四分之一。如果说军事文化的内核，指的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军事思维模式与军事行为方式起决定作用的观念意识和精神风尚，那么早在“孔孟”“老庄”“孙吴”这些伟大的思想巨匠产生之前，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便已模样初具，并极大影响、规范了其后两千多年军事文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和整体面目。“《诗经》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的论断绝非虚言，这可从书中所承载的“忠贞爱国”“向往和平”“崇文尚武”“抒写兵心”等军事文化理念当中得到印证。

一、忠贞爱国

周王朝的外患主要来自于戎狄、徐戎、淮夷等，他们不时兴兵挑衅，蚕食疆土。据《小雅·六月》“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的描述，可知北狄的兵锋曾逼近都城，形势万分危急。面对外敌的猖狂进犯，将士们毅然奔赴疆场，“以匡王国”。《小雅·采薇》以“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八个字，透示出了诗歌主人公在大敌当前的严峻时刻，对于家、国关系的深刻思考。他明白家、国命运一体，保国亦即护家；而在家、国一时难以两全时，军人要毫不犹豫地以尽忠报国为天职。为此，他毅然舍弃了对小家的经营，甘愿承受“靡室靡家”的奉献与牺牲，为的就是“一月三捷”，打败强敌，安定国家。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出自《大雅·荡》，是彰显周人忧患意识的名句。《诗经》里感人肺腑的家国情怀，往往根植于厚重深沉的忧患意识。《大雅·召旻》以西周末期一位熟知军政事务的老臣的口吻，将往昔“日辟国百里”的兴盛，与“今也日蹙国百里”的衰落两相对比，说明了因朝政混乱、军力不振所导致的国土日削，袒露了老臣在述往思来之际忧国伤时的心曲。《小雅·出车》则以“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两句，先是描写一位军官在行军途中看到战旗猎猎、迎风招展，以此衬托大国军队的赫赫军容；继而笔锋一转写他的隐忧，在景语、情语的快速转换中，写出了这位军官在“王事多难，维其棘矣”的危急关头对王朝命运的忧虑，为下文歌颂其义无反顾地置身于“不遑启居”、非生即死的抗敌前线埋下了伏笔。

战争从未让女人走开。许穆夫人被称为我国第一位爱国女诗人，据传她所创作的《鄘风·载驰》一诗描述她听闻宗国被狄人破灭，冲破礼法的限制，立即奔赴漕邑吊唁。她还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政治眼光，提出了借助大国以驱逐强狄的复国方略。全诗展示了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见识，以及为了拯救国难而不顾个人得失、不惜贡献全部力量的无私品格。《卫风·伯兮》则从一位思妇的视角切入，写她眼中的丈夫为“邦之桀兮”，手执长殳，战场上冲锋在前，“为王前驱”。这位被家中妻子日思夜想的人，不正是孔子所颂扬的“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爱国英雄吗？能被如此英雄爱上的，又该是何等靓丽的女子？思妇即使因想念成疾而无心装扮、“首如飞蓬”，读者仍能想象出她光彩照人的外表美。同时，还能从她“谁适为容”的坚贞不二中，充分感受到她恋家爱国的心灵美。

二、向往和平

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在孕育“安土重迁”“耕读传家”的社会心理的同时，也孕育了反对穷兵黩武、追求和平主义的民族意识。《诗经》对此已有充分反映。《周颂》所收的《酌》《桓》《赉》等《大武》乐章当作于《诗经》创作年代的上限——西周初期，其主旨是歌颂文王、武王给天下带来安宁，而非宣扬暴力。《周颂·时迈》也应该是西周初期的作品，诗中写周武王在灭商后能“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意即收起干戈兵甲，将强弓利箭装入袋子），以示不复用兵，民众从此安享太平。正因文、武二王的思想行为是符合农耕社会广大民众最大愿望和根本利益的，他们才被视为明君，美名传颂不衰。

军人对农耕生活的重视、对美好家庭关系的追求，是《诗经》彰显和平理念的重要方式。《豳风·东山》写一位士兵在战后归乡途中，思绪被蒙蒙细雨牵动着在不同时空中穿梭翻飞，其中第二章写他思念家乡，希望回归田园，躬耕垄亩，但又不禁担心在战争的冲击下，故乡已不复往昔，想象中的景象是“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真是遍地荒芜，满目凄凉！但即使如此，他仍声称“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都不能改变他对安稳有序的田园生活的依恋。再看《邶风·击鼓》，在这首从军题材的诗作中，竟出现了深挚感人的爱情誓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歌主人公在征战之余，预感到自己或将被战争魔鬼吞噬。此时他难忘当年对妻子的承诺。那是多么温馨、多么美好的时刻，他真不想食言啊！和平环境中的人们能够过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生活，正是无数军人牺牲生命换来的，岁月变动不居，而此理亘古长存。

战争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一种人类活动，与之如影随形的是生命的消亡、家国的毁灭。只有那些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军人，或许才能更为深切地体悟和平生活的珍贵。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南朝名将谢玄被问到《诗经》“何句最佳”，他答以《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4句。在“杨柳依依”的美好春日，诗歌主人公告别亲人，踏上征程。此别或是永别，离愁别绪充满心田。战场上他由春到冬，九死一生，历尽艰辛，最终幸运地凯旋返乡。“雨雪霏霏”是萧瑟肃杀的冬景，如王夫之所析——“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加倍衬托出了他战后生还的欢乐。这4句诗何以会得到谢玄的激赏？大概就在于作为淝水之战的前敌指挥，他深知打败强敌、重享和平的不易，因而对这种“别有一番滋味”的蕴含了军人悲欢情感的诗句情有独钟。

三、崇文尚武

《吴子·论将第四》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能文能武、文武双全，为中国历代军人所追求。然而该理想范式的倡导者并非始自吴起，因为其实《诗经》便已出现了标举这一思想的诗句。作于周武王时期的《周颂·雍》，以“文武维后”颂扬周王既有文德又有武艺；作于周宣王时期的《大雅·崧高》和《小雅·六月》，则分别以“王之元舅，文武是宪”“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歌颂宣王之舅申伯与名臣尹吉甫的文韬武略，说他们是世人称颂的楷模。这说明早在《诗经》时代，文武兼具而非偏执一端，已是评价人物的重要尺度。

《诗经》所崇之“文”，其核心要义为德，它是一种合乎周朝礼乐文明要求的精神品质。《大雅·皇矣》表彰文王具有“敬天保民”的美德，对待民众“不大声以色”（意即不疾言厉色），治理家邦“不长夏以革”（意即不用鞭棍），能够“顺帝之则”，遵循天意。这是文王的制胜之本，是他讨伐密、崇等国而大获全胜的缘由所在。《大雅·江汉》强调宣王君臣是靠德行安抚民众而非以武力征服淮夷，如末章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两句，颂扬宣王能施行德政，使四方协和，天下安定。《小雅·黍苗》的首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暗喻召虎善待筑城军民，能像雨露滋润禾苗一样滋润众人心田。修明文教，振德抚民，《诗经》战争诗所揄扬的这种思想，可视为孔、孟所倡导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等理念的先导。

《诗经》所尚之“武”，是一种经过“周礼”浸染而滤掉了野蛮嗜血之风的勇猛气概。《大雅·常武》歌颂了周宣王平定徐国叛乱，诗题中的“常武”二字意即尚武，但作者对王师战斗精神的彰显，不是通过血腥搏杀的写实笔墨，而是以颇具诗情画意的一系列比喻，即“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鲜明生动地表现了出征部队的行动迅捷、势不可挡。《小雅·采芑》叙述方叔南征荆蛮，同样没有描写敌我双方交战的残酷场面，而是将写作重心放在渲染军容军威上，如以“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写战车奔驰，隆隆声响，好似霹雳雷鸣；以“鴥彼飞隼，其飞戾天”比喻方叔的英勇无畏。种种笔墨叠加，说明了方叔率领的军队是如何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完胜敌人的。《秦风·无衣》是一首威武雄壮的战歌，彰显了秦军排山倒海般的力量，令敌人闻之胆寒。但这首最能彰显秦人尚武习俗的诗作，以豪迈口吻诉说的不是穷兵黩武征服天下，而是战友间同生共死的手足之情，诗境超拔，气派非凡。

四、抒写兵心

《诗经》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的辉煌起点，很多诗作实践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所谓“饥者”“劳者”，很大程度上即是不同时代的平民百姓和普通士卒，而《诗经》正是这样一部直面抒写士卒心声的文学经典。《小雅·采薇》不仅袒露了普通士兵“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的思乡念家之情，更赞颂了他们“岂不日戒”、时刻准备战斗的军事素质，以及“岂敢定居”、不图安逸的高尚品格。如果说《采薇》诗中有对士卒在战场上“象弭鱼服”、勇于战斗的“大写意”，那么《小雅·渐渐之石》则有呈现士卒东征情境的“工笔白描”，它用感人肺腑的笔触，书写了在“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的艰苦环境下士卒日夜辛劳、尽忠职守的牺牲奉献精神。正所谓“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其实，我军广大基层官兵的现实生活亦如《渐渐之石》所描述的那样，他们远离繁华市井、告别温馨家庭，常年驻守在高山海岛、大漠边疆，他们爬冰卧雪、饱经风霜，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默默无闻的付出，顽强地守卫着祖国的万里河山，他们是不同时代里同样可敬可爱的英雄人物，当然也是军事文艺作品赞颂和歌咏的永恒对象。

《诗经》开辟了中国古代军事文艺贴近现实、贴近兵心兵情的康庄大道。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提及“《诗经》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七月》、反映士兵征战生活的《采薇》”等作品后，谈到了“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习主席还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军队文化工作者只有传承、弘扬好《诗经》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时刻秉持“为人民大众而歌、为基层战士而写”的创作理念，才能真正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官兵的优秀文艺作品。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从孔子的这两句话，可以透视《诗经》对于古人文化心理结构所曾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不仅开辟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诗歌发展道路，也奠定了包括军事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石。它将“忠贞爱国”“向往和平”“崇文尚武”“抒写兵心”等理念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为新时代强军文化事业提供了深远厚重的思想资源和历久弥新的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