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茂新当年在上海读中学时，和4位同学一起加入20军文工团，后来奔赴朝鲜。如今，他们都到了耄耋之年，只要在电视上、手机里看到有关抗美援朝的文章和影视作品，就会互发微信或用电话交流，之后还会在微信群里讨论。他们对那些服装不到位、武器型号不准确的细节并不十分在意，对“某某战友走了”之类的消息也极少提及。很多时候，他们更像在互相安慰：“有人记得，总归是好事”“能拍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的身体，不坏便是好”。

他们努力维系的共同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那些纷纷扰扰的思绪常常缠绕在一起，又断断续续散落各处。渐渐地，他们群聊的次数越来越少。父亲仍然热衷于转发和点赞，如果谁当天没有回复，他还会发语音去追问。最近这段日子，他又开始嘀咕，微信群里的两位，好像有些日子没更新消息了。

那些70多年前的记忆碎片，依然在他们内心深处闪着微光，似乎在等待着有人去激活，在一切沉寂之前能被记录下来。

我试着去完成这件事。（李 菁）

行军路上的梦乡

我叫李茂新，13岁入伍前是上海比乐中学初二学生。上海解放前夕，几位年轻的老师经常在顶楼上教我们唱《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等歌曲。我们的歌声很响亮，只是每当唱到“中国共产党”几个字时，就心照不宣地用“啦啦嗦啦咪嗦”来代替。

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全校150余名同学中有三四十名参加了西南服务团。那年8月5日一大清早，我把家里的薄毯子一裁为二，半条叠好放回原处，半条塞进包里，瞒着父母悄悄找到同学王兴仁，跟着她去正在招人的20军文工团报到。几个月后，我跟随大部队北上，后来从山东兖州坐上了闷罐车。沿途上来一位指导员，正式宣布部队即将开拔朝鲜。到达吉林辑安（今集安）时，我们接到紧急通知，要求上交随身携带的一些个人物品。我最舍不得的有两件，一是下连队时战斗英雄杨根思送给我的一张小照片，正面是他的半身像，背面写有他亲笔签名的“小李同志惠存”。另一件是部队新发的白色毛巾，两侧分别绣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色字样和“八一”军徽。按照当时的规定，我把两条边剪掉，留下白色的部分。多亏了这条毛巾，在朝鲜战场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长途跋涉夜行军时，我们把它系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一个牵着一个走。冰天雪地里，我们把它塞进帽子遮住耳朵，用来抵御寒风。

我们年纪比较小的文工团员是第二批入朝参战，奉命先到长津湖最南端的下碣隅里休整，修建营房。当时，第五次战役即将打响。不久我们奉命南移，路上要走十来天。除了背上被褥，我们还要扛洋锹、十字镐及装满7天口粮的米袋。

为了避开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部队通常在傍晚出发，星夜兼程，一直要走到次日天亮才能休息。每日夜行30公里，战士们脚上都磨出血泡。实在太累了，我们就一边打瞌睡一边赶路。记得有一次走到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睡着了，一边做梦，脚还在机械地向前迈步。忽然感觉正前方有棵树，出于本能一把抱住，睁眼一看，边上就是悬崖。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当晚再无睡意。但每天长途跋涉，实在撑不住，过两天又照样一边瞌睡一边赶路。

部队休整时，我往家里写过两封信，都是报喜不报忧，“这里一切都好，勿念！”其实大家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当时觉得“立国际功”、有喜报寄回家，就是给家人最好的交代。

回国后，我听说当时母亲接到我的信时完全不相信，甚至认为我早就牺牲了，“我儿子的字哪会写得这么好看，肯定是别人代写的！”后来我立了三等功，立功喜报寄到家里，母亲也始终不相信是真的。

坑道边的歌声

我叫肖友砚，16岁入伍时，是比乐中学一名初三学生。当时部队亟需吸收大量知识分子，有意招募青年学生。我如愿在20军文工团报名参军。

文工团移防到上海嘉定后，我们抓紧时间学习扭秧歌、打腰鼓、说快板、排话剧。一天，我的同学胡志宏来看我，特意从自己家中给我带来一把小提琴。从奔赴朝鲜到两年后回国，这把小提琴一直跟着我。再次碰到老同学胡志宏时，已经是几十年后了。我说：“这把小提琴当年是你借给我的，必须物归原主。”胡志宏说：“它跟了你这么多年，早就是你的了，不要还了！”

在20军文工团，我们听说淮海战役时，解放军战士发起冲锋前，文艺兵就趴在壕沟边打快板、喊口号，鼓舞士气。后来在朝鲜战场，大家都想成为那样英勇的文艺战士。

战斗间歇，文工团要上前线慰问，开展火线文艺宣传。我们被分成若干个小组，我和女战士孔瑛一组，我拉琴，她唱歌。有时前线战壕里只能容纳两三名战士，我们就跪在坑道边上演出。

我清楚记得，有一次孔瑛唱了一首《歌唱二郎山》。“二呀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侵略者敢侵犯，把他消灭光！”战士们听得入迷，有人还跟着我们哼唱。这首原本为歌颂解放军官兵修筑入藏公路而创作的歌曲，同样激励着志愿军战士。

一辆吉普车载着我俩一个战壕一个战壕唱过去，就这样一连唱了好几天。有时我们前脚刚离开，后脚战斗就打响了。

时间一长，我们渐渐积累了一些战地演出的编排经验。除了保留少量经典曲目，大多数演出内容都是根据真实的战斗故事和战斗英雄的事迹改编。这种即编即演的形式最受战士们欢迎。听到自己的事迹和名字编入了歌曲，战士们不时发出惊讶的叫声和欢喜的笑声，现场气氛相当热烈。

文工团驻地有个特别诗情画意的名字，叫“鱼游池里”。据说是因为之前那里山清水秀，有很多小鱼在池中游而得名。部队休整期间，我一共往家里写过两封信，请一名归国女战士捎回去。听说上海的家里还收到我的立功喜报，当时我立了三等功。不久后，这名女战士回到驻地，带来我父亲捎来的一瓶味精，绿色包装的外观很像现在的风油精。我那天实在太兴奋，逢人便说家里给我带了好吃的。中午炊事班烧了一大锅面条，我把一大瓶味精统统倒进去，在场的所有人吃得眉毛都快掉下来了。大家好久没尝到这么鲜的味道了。只是，没过一会儿，我就开始肚子痛，被大家七手八脚抬去了卫生队。那年我刚满19岁。

闷罐车里的血书

我叫来纫秋，14岁入伍时是比乐中学初二学生。那时上海的一家剧场正在上演歌剧《白毛女》，连演了1个月，场场爆满。学校组织大家集体观看那天，剧场的走道、楼梯、窗台上都挤满了人，在场同学全被震撼了，当时都只有一个念头——去参军，解放全中国！

我跟着同学去20军文工团报了名，回到家告诉父母我要去参军。妈妈当场哭了起来，甚至跟我讲：“家里还是有点积蓄的，给你买架钢琴在家里练不好吗？”爸爸在一旁不作声。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爸爸松了口，但还是反复强调：“你年纪太小不懂事，打仗不是儿戏，要死人的！”我嘴上不说，脑子里却想着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缺我一个也没关系。最终爸爸默许了，妈妈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我们奉命到山东兖州集结，乘坐闷罐车北上。一位指导员上车宣布部队即将开拔朝鲜。不知是谁提议写血书，大家群起响应，用小刀在拇指上割开个口子，你一笔我一笔地写起来。那天天特别冷，轮到我时，我好不容易挤进去，正巧前面那位写到“保家衞國（‘卫国’的繁体字）”的“國”字。我刚加上“國”字的那一“点”，手指上的血就凝住了，后面的战友又挤上来……大家就这样接力完成“抗美援朝，保家衞國”一行字。

我是第二批入朝的。到达元山后，文工团被分成若干个小组，有鼓动组、卫生队、运输组等。我被分到运输组，任务是趁着天黑、敌机看不见时，尽可能地把粮食弹药扛过山去，为部队做好后勤保障。太阳一下山，我们就行动，每人背30斤米，外加步枪子弹。先让战友帮忙把米袋扛到肩膀上，把一条子弹带系在腰间扎紧。天寒地冻，地面结冰，下山时经常走一段滑一段。因为是摸黑翻山，几乎每晚都会滑倒几十次，摔得鼻青脸肿是家常便饭。我们拍拍屁股爬起来继续走，下到山脚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1个多月后，我被调去卫生队。山那边就是战场，白天敌机狂轰滥炸，大量伤员被转移过来。有时几架敌机同时出现，我们得快速把重伤员抬到边上的树林里，等敌机飞走再抬回来。寒冬腊月里，我们还要用十字镐刨开冰面，凿出直径2米的洞，在冰湖里洗纱布和血衣。当时没有肥皂，全靠手搓。洗完后再回到卫生站，支起行军锅把水烧开，扔进去消毒，等出太阳时晒干，纱布就可以反复使用。那时，卫生队每个人的手都像胡萝卜一样又红又肿。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前夕，站在山头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志愿军的部队了。一阵风吹过，山对面飘来五颜六色的降落伞，径自越过山头，晃晃悠悠落到我们这边。

大大小小的降落伞真好看呀。村里的妇女们和志愿军女战士都会把降落伞带回家，做衣服、做窗帘、做蚊帐。我也剪了块天蓝色的降落伞布回来，本想着做条裙子，可一直没舍得。这块降落伞布,至今还在我家储藏室的箱子里躺着。连同刚参军时打腰鼓的照片、在朝鲜慰问演出的照片，都藏得好好的。

（李  菁整理）  

本文图片由孟啟斌、肖缨、颜晓军提供  （制图： 扈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