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真的被这句话砸中了：年轻人都是诗人。待许多年后才明白，这句话的准确表达应该是：年轻人都以为自己是诗人。
至少，当年那个云南边防线上的年轻士兵——我，便是如此。
事实上，刚刚跨入军营的我，除了年轻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能够与“诗人”相配的。一个懵懂少年，在特殊年代中，阅读经历极度有限，并没有留下多少文学作品的记忆。至于诗歌，除了将1963年定稿的毛主席诗词37首背得滚瓜烂熟外，还怀揣着一本《<红楼梦>诗词注解》来到军营。
毛主席诗词当然是让我受益终生，今天依然熟稔于心、时常诵读。只是那时并未真正读懂、领悟其凝重而磅礴之壮美，仅仅是乐此不疲地抄录一些词句放在作文和信件的开头结尾。至于《红楼梦》诗词，则如后来的一个比喻：水草应当泡在水里欣赏，捞出来就全无美感可言。当这些诗词脱离著作的人物性格、情节环境时，其魅力是大打折扣的。更何况那时的注解充满了“评判了……”“揭露了……”，缺少细腻入微的审美鉴赏。
先天不足的诗词歌赋文化修养，在先天优势——年轻面前，总是不值一提的。
边防连队的训练执勤，对一个尚未满16岁的小兵而言，是相当繁重疲惫的。头顶骄阳、脚踩红土泥泞的军旅生活，绝对不是诗歌里爱描述的“玫瑰色”。可奇怪的是，偏偏从那时开始，我开始痴迷上写诗，并且固执地相信自己必定会成为一个诗人。
回想起来，我们指导员真是一个合格的青年思想工作者。他知道如何让一个普通士兵在普通岗位上，让原本平凡的青春拥有一份自信满满的“灿烂”。
连队的黑板报每周一换，各班轮流办。指导员特意在黑板的左下角辟出一块专门的“版面”交由我主办，叫“青年诗抄”。为此，我在心里偷偷地将自己命名为“专栏诗人”。这让我有了几分小得意，也难免时常为“声名”所累。
那时，连队战友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在情感主要是通过信件来表达的年代，他们对书信有着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和女同学的通信。我当时的写作，很大一部分就是为这些信件“配诗”——不少于4行，最好是8行。由于其情感大都处于朦胧状态，不过是些“云中凝雨、风里有话”的描述，并不需要直白地谈情说爱，只管找些暖色的词句堆砌押韵就可交差。对我来说，这倒也顺溜，一日数诗是常事。
当然，真正让我体会到抓耳挠腮之创作艰苦的，还是连队交代的任务。比如，这次实弹射击成绩不错，当以“战士与钢枪”记之；刚完成了一次巡逻，赞叹一下“边界夜巡”是必选题；老兵退伍时，一定要写出他们心中“永远的岗楼”……
许多年后，曾经所写的那些诗句早就忘得干干净净。偶尔从昔日的信札中，看到当年颇为自得、抄录给同学欣赏的诗，自我感觉绝非一个“窘”字了得。但是，诗歌岁月曾经带给我心灵的温度、热度、亮度，一直贮存心头，远远超出了那些稚拙的诗句本身。
平时并不喜欢“鸡汤语”，却被这样一句感动着：“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往往是免费的，如微笑与友谊、爱意与诗歌……”是的，在一班两个小时的夜岗里毫无倦意地构思出若干首诗的激情，“八一”联欢会上登台朗诵博得的掌声，在每一位退伍老兵的笔记本上题诗留念的深情……我一直将这些引以为豪，并有理由把那个年代裹挟着青春一同涌动的诗意，视为自己的代表作——不是那些模仿做作的诗，而是一个士兵纯洁的心。
“凤栖常近日，鹤梦不离云。”这是曾抄录在诗歌笔记扉页上的一副对联，难免有几分矜夸自得的浅薄，可也真是自己当年对诗歌的爱好与追求。
后来，我在机关当了参谋，开始广交军中诗友，读诗写诗几乎成为唯一的业余生活。记得一位连队指导员从乡镇找到一本《朗诵诗选》后，几经周折才带了回来。当晚，我们凑在一起用相当蹩脚的普通话学习朗诵，居然把这本约50首的诗选，分别或共同诵读了一遍。至今还记得这本诗选中有描写毛泽东主席1953年视察海军，并题写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题词的叙事诗《难忘的航行》；有郭小川的名诗《甘蔗林——青纱帐》；有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其中“江山啊，在我们肩！／红旗啊，在我们手！／眼前的这一切一切啊，／让我们说：胜利啊——我们能够！”这些诗句读得我们热泪盈眶，至今依然可以清晰地脱口而出……
当时的诗友文友们嘴上不说，其实都在暗中较劲——早日发表作品。我人生头一次让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当然就是诗。有一次从边防归来，驾驶员随口提到：郑参谋，我好像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文章了。
此话让我心头怦然，但还得装着若无其事地问，是什么文章（因投稿不下几十），什么报纸登的（几乎所有报刊都有所投）……半天也没问出结果。一到机关，我直奔办公室，埋头翻旧报，终于找到那首名为《刺刀》的诗。
接下来便是一遍一遍地反复欣赏，一直欣赏到了几十年后都没忘记——如果说祖国边防是一张彩色的大纸，巡逻的士兵就是在用足迹写诗。而那个醒目的惊叹号，就是耸立枪口的威严枪刺……
有诗为证，顿觉自己是诗人了，对身边的文学爱好者也就有了“指点江山”的底气。
当然，那些让人脸红的往事早就愧言了，但一段关于诗与人的记忆，却让诗歌在我心中永远占据了崇高的地位。
在军分区时，我的参谋长是一位叫刘斌的首长，其严厉和严谨让我们这些年轻的下属总有几分畏惧之心。可偏偏其子——一个叫刘光的高中生，成为我诗歌的拥趸者。他常把自己写的诗歌和散文交我评点。我当然是抓住机会，尽情地显摆自己那点可怜的文学知识。
后来，我调到军区报社做副刊编辑。刘光也入伍、上军校、毕业回南疆，成为边防一线侦察连的副连长。其间，他给我寄过几次诗稿。我在提了一些文字韵律的修改意见后，还是压下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这只不过是一段少年往事。但是，1981年12月5日，在执行侦察任务中，刘光为掩护战友血染边关。22岁的青春与诗情，永远地凝固在红土地上。
原昆明军区授予刘光“立志献身边防的模范干部”称号，报社采写这个典型的工作非我莫属。但当翻阅到他留下的笔记本后，我陡然嚎啕大哭，上面有一首诗就是我曾经让他修改的——临去前留给母亲一句话：把我埋在边境，这里多了一座坟墓，不——那是一座兵营。
更没想到的是，3年后，边防某部代理排长、刘光的弟弟刘明，和哥哥牺牲在同一片焦土战场。更为揪心的是，他的笔记本上，也抄着哥哥的这首诗。
多年来，一直搁在我心头的，不是没有刊发此诗，而是我并未真正理解一个戍边人的诗意、读懂一个青年军人的诗心……
此后，我很少写诗，但我依然热爱、钟情于诗。因为我对诗歌的相识相知，皆始于南疆的无涯红壤、千仞山林。
就像德国诗人黑塞所说：欣赏诗歌是一种修养，它“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所有的努力不会带来富有、出名和强壮，而是要提高我们的品位和自信，找到生活的意义。这就是包含的价值。”
我想，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