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判断是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全局重大问题的分析、预测、判定，是进行战略决策与战略指导的前提和依据。战略判断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分析和认识客观情况，防止主观臆断、以偏概全、浮在表面、只看眼前等，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揭示战略形势的本质和内在的联系，服务于战略决策。

判得“全”，形成“通见”。战争是复杂巨系统，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敌我力量等诸要素，任何一个环节要素的漏判均可能对战争的爆发、发展和结局产生“蝴蝶效应”。因此，战略判断要注重系统全面，考察与战略全局相关的各种因素和条件。既要全面了解敌方情况，又要充分掌握己方情况，还要了解相关的国际条件、地理环境条件等；既要关注军事因素，也要注意分析政治、地缘、经济、外交、科技、文化以及资源等方面的因素；既要注重了解作战对手的战略企图、军事部署、兵力兵器数质量、战争潜力等有形因素，也要了解对方战争传统、军事思想、将帅特点等无形因素。努力拓展战略判断的广度，做到“事无巨细”，避免“挂一漏万”，方能把握战略形势的总体和全貌。

判得“深”，形成“明见”。战略判断必须客观准确，要科学把握战略全局各要素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以系统分析反映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避免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片面性认识和简单绝对化认识。始终以辩证的思维去审视战争形势，正确认识利与弊、进与退、强与弱、虚与实、攻与守转化等矛盾形式。既要看到战略环境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战略环境不利的一面；既要看到导致危机与战争的条件，也要分析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条件。尤其在以弱抗强作战中，更要客观地分析判断敌我强弱优劣转化问题，准确揭示战争形势真实面貌。

判得“远”，形成“预见”。长远性是战略判断的内在要求。战略判断缺乏超前性，必然会减弱其实际指导价值。毛泽东强调：“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如果缺乏判断的长远性，指导实践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徘徊，行动就带有盲目性。因此，战略判断必须重视预见，战争指导者不仅要关注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全局的即时状态，更要关注战略格局、作战对手、战场环境重大情况发展变化，对战争趋势、形态、进程、结局进行超前认识和判断，把握战略对抗发展的趋势和基本走向，形成对当前及未来战略形势的准确预见预判，方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动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增强筹划的主动性、计划性、灵活性，防止“不预则废”。

判得“透”，形成“灼见”。“兵者，诡道也”。虚而实之、实而虚之，“乱花渐欲迷人眼”是战场的常态，不会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往往就容易“误入迷津”，无法实施正确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指出，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因此，要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掌握战争信息，借助先进的信息分析处理工具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多源对比分析，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挤掉水分，透过变幻莫测、扑朔迷离的现象研透战略格局真实状态、对手真实企图和战略部署，洞察真实的战争形势，得到形势判断的“真知灼见”，以定下正确的战略决策。

判得“准”，形成“定见”。笼统或模棱两可的预判，罗列所有可能而没有质的规定性，战略判断等于没判断。战略判断是模糊中的清晰，从不确定性开始到确定性告终。因此，战略判断必须形成相对“确定性”的结论。要以长期跟踪掌握的作战对手政略战略、作战思想、力量布势、战争或演习实践等为基础，预判对手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结合一贯以来的立场态度，分析国际社会利益攸关方在战争中的最大可能反应、方式和影响；结合对预定作战区域自然环境、天候气象、民社情等的跟踪研究，推理战场环境的最大可能情况。依此，筹划形成战略对抗的“基本案”，进行有针对性和充分的战争准备。当然，在形成相对“定论”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战场“黑天鹅”，应充分预判最小可能情况并形成“备选案”，做到有备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