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知道，我家阁楼的橱柜里珍藏着一本父亲的立功证书。证书的封面是红色的，因为时间久了，颜色已经有些发暗。封面的正中间竖排着两行烫金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立功证明书。里面写着，父亲1947年10月入伍，1949年12月入党。而其中最为关键的立功事迹部分，只有简略的几个字：1950年10月立大功一次。

去年，我买了一本介绍四野战史的书。为什么买这本书呢？我是想通过此书解开一个疑问：父亲到底是东北野战军，也就是后来的第四野战军下属的哪一支部队的？看完这本书后，我有了一个猜想：父亲可能隶属于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司令员是贺晋年。

书中写道，贺晋年指挥第11纵队作为东北先遣兵团一部，参加了攻克密云的战斗。据父亲讲，有一场仗他们打得最艰苦，就是打密云。1948年12月的一天，连队刚进入阵地，父亲就遇见了来自本村的战士赵俊舵。赵俊舵比父亲小两岁，和父亲同辈，两家住得很近，相距也就50米，隔着一条小路。当时赵俊舵扛着机枪准备往上面走。见了父亲，赵俊舵很高兴，说：大哥！你也在这里呀！父亲说，这不是俊舵吗，然后攥着他的手，问东问西。可时间紧，哥俩说了几句话就分开了。临走时，赵俊舵跟父亲说：大哥！我上去了。父亲叮嘱道：好，多注意安全。仗快打完的时候，同村的另一个战士风风火火地从上面跑了下来，见了父亲哇哇大哭，说：大哥！赵俊舵牺牲了！

父亲后来对我说：听到赵俊舵牺牲的消息，我心里那个难受啊。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战友牺牲的事情还是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那种难受父亲无法用言语表达，只能用后来漫长的时间去承载。我小时候，赵俊舵的父亲还活着，老人看起来很精神，很有威严。他是烈属，村里的人都敬着他老人家。

得出这个猜想的另外一个根据是，第11纵队曾在1949年夏季进驻过南昌。我记得很清楚，父亲说过，他们的部队进入南昌城后，就住在现在的八一公园。有一年我到南昌参加笔会，还专门去八一公园看了看，拍了很多照片。一想到父亲曾住过这里，我就觉得南昌城很亲切，八一公园里的一草一木都融进了我对父亲的记忆里。

关于他从军的经历父亲讲的并不多，其他的大多是从母亲那听来的。母亲说，父亲在外面打仗，她和奶奶在家里惦记得不得了。村里不断有同村当兵的人牺牲的消息传来，奶奶听说后可坐不住了，天天去村口打听父亲的消息。

那本战史书上说，离开南昌后，第四野战军随即投入到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去，我想，父亲应该是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被发展为党员的。遗憾的是，父亲并没有讲过他的这段经历。

1950年1月，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成立。那年秋天，也就是在得到这本立功证书的那一年，本该卸甲回乡的父亲又跟随部队奔赴丹东集训，准备入朝作战。在入朝前，部队让每个战士的家属来探亲。我母亲也去丹东跟父亲见了面，待了几天。他们班有一个南方的战士，分别时对妻子说：别再想我了！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很不幸被他言中。入朝不久，这位战士就牺牲了。

父亲在朝鲜的事情，母亲知道的也不多。她大概也只知道，战场上处处都很危险。有一次，父亲正在一户朝鲜老百姓的家里休息，屋外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夹杂着人们的呼喊声，父亲穿上鞋就往屋后的山上跑。等钻进山洞一看，脚上的鞋竟然穿反了。幸亏父亲跑得快，因为刚跑出来一会儿，房子就被美军的飞机给炸没了。

父亲究竟因为什么立的功，具体的事迹终究已经无可考了。父亲那辈人，总不愿意诉说自己的功绩。也许在他们眼中，只有那些牺牲的战友才称得上英雄。像柴云振、李玉安、井玉琢，这些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活烈士”，更是居功不显，隐姓埋名，若干年后才回到人们的视线。他们都曾是一团炽热的火焰，燃烧着英勇的青春，只为温暖远方的家园。

年龄越大，我越想了解父亲在战场上的经历，尤其是在战场上他是怎样的英勇，可惜父亲不在了。望着父亲留下的立功证书，我仿佛看见父亲在纷飞战火中的身影，听见在父亲身边那些呼啸的子弹、冲锋的嘶喊、震耳的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