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该条例重构战时功勋荣誉表彰项目，新设“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这既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向着未来的坚定出发。
一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的革命文物中，有一枚红星奖章述说着一段特殊而非凡的历史。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民军队历史上首次为庆祝八一建军节而举行的阅兵式。
1933年，是风雷激荡的一年。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酝酿着空前激烈的风暴。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一面妥协投降，一面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调集50万重兵，准备对中央根据地和红军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誓要彻底剿灭红军。
战争的阴云笼罩在苏区上空。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临时中央进一步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带来了巨大灾难。各地红军虽经浴血奋战，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仍被敌人不断压缩：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据地大部陷落。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进川陕地区；同月，湘鄂西根据地的中心洪湖革命根据地陷落，红三军主力开始转战湘鄂川黔地区；中央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铁桶合围”，红军面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
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决战即将到来。面对敌人重兵压境的严峻形势，红军指战员没有丝毫畏惧，决心用一场气势磅礴的“八一”纪念活动，宣示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整个纪念活动的高潮是阅兵式，而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堪称罕见的阅兵式，却只能选择在凌晨时分举行——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遭到敌机的轰炸。
这次阅兵没有留下任何影像，但从《红色中华》的一篇报道中，人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红军将士英勇无畏的豪迈气概。
1933年8月1日凌晨4时，一支支红军队伍从四面八方悄无声息开拔到瑞金城郊的阅兵场。脚穿草鞋、身着补丁军装的老红军扛着长枪大刀庄严列队，小红军紧握鸟铳梭镖肃立在队列中。数千支火把照彻夜空。礼炮轰鸣，军乐高奏，红军战士激情澎湃，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誓死保卫苏维埃！”“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检阅部队。战旗猎猎，步履铿锵，红军将士视死如归的气概令人震撼。
全体官兵跟着朱德总司令齐声庄严宣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铿锵有力的《中国工农红军誓词》，显示出红军战士高涨的革命热情和保卫苏区的坚定决心。
宣誓完毕后，现场紧接着举行了隆重的奖章颁发典礼。为了表彰红军中英勇善战的指战员和反“围剿”作战中的有功人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确定设立“红星奖章”。“红星奖章”是当时人民军队最高级别的奖章，共设三个等级，分别用金、银、铜制作，以体现荣誉的珍贵性和权威性。中革军委决定，授予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一等“八一”红星奖章；授予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等人二等“八一”红星奖章；授予兴国模范师创始人师长钟元洪、政治委员谢远松，红军无线电新闻台创始人王震等数十人三等“八一”红星奖章。
当时，红军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受阅官兵身着补丁军装，脚穿草鞋，但他们高举军旗，手持缴获国民党军的各种枪支，雄赳赳气昂昂地接受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的检阅。“红星奖章”的颁授，给广大红军指战员巨大的激励。这场危急时刻举行的阅兵活动，彰显了人民军队对党的赤胆忠心和血战强敌的坚定意志。
红军官兵昂扬的精神面貌，给苏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一位叫朱华的红军记者在《阅兵场的速写》一文中，对人民军队的未来充满憧憬，他写道：“不久的将来要检阅我们工农自己的海陆空军，正像今日，雄健脚步，踏着号声的节奏……那个时候，在革命历史上写着我们光辉功绩。”
今天，回望这次“八一”纪念活动，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那筚路蓝缕的初创时期，人民军队就十分重视军功荣誉表彰的教育激励作用。这第一枚以中革军委名义颁发的“红星奖章”，既是授予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也为我军功勋荣誉表彰的创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战而奖、以奖励战的血脉基因，从此深深地贯注于人民军队的军功荣誉表彰工作中。
二
就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将士举行首次阅兵的几个月前，1933年3月23日，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接到了一枚辗转送达的勋章。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最高荣誉章——红旗勋章，授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等8人，嘉奖他们为苏维埃政权英勇奋斗而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功绩。这枚“红旗勋章”，是我党颁发的首枚最高级别的勋章，也是人民政权徽章褒奖制度之始。
然而由于战事紧张，联系困难，直到两年多后，远在闽浙赣苏区的方志敏才接到了这枚勋章。在这场迟到的授勋仪式上，方志敏佩戴上红旗勋章，心情十分激动，他在致答词时说：“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授给我的勋章，不仅是奖励我个人，而且是奖励全省工农群众与红色战士的光荣战争。”他最后表示：“我接受勋章以后更加坚决的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与一切反革命派作坚决的斗争……”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今天，当我们重读方志敏这篇《可爱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因为这枚珍贵的勋章而更加熠熠生辉。
三
同样是这枚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颁发的“红旗勋章”，它的另外两位获得者董振堂、赵博生的故事则十分悲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陷入危难之中，1931年12月14日，出于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强烈不满，国民党军第26路军17000余人携带2万余件武器装备，在共产党员、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和季振同等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起义部队加入红军，成立红军第五军团。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宁都起义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增强了红军力量，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忱，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起了重要作用。
为表彰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董振堂、赵博生，中革军委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定，于1932年12月4日发布通令：“给予领导宁暴的董振堂、赵博生两同志以全苏大会所制定最高荣誉的红旗章……给领导宁暴的各干部以革命书籍多种，给参加宁暴的红五军团全体战士以其他的慰勉与奖励……”
1932年12月14日，为纪念宁都起义一周年，中革军委举行盛大的庆祝会，朱德、周恩来在会上代表军委向宁都起义的有功人员赵博生、董振堂等颁发了红旗勋章。第二天，两万多名群众举行提灯游行，鼓乐声、爆竹声、口号声、欢呼声响彻黎川城的上空。
1933年1月8日，赵博生率部在江西南城黄狮渡钳制3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就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赵博生亲临前线指挥冲锋时不幸右额中弹，壮烈牺牲。为了纪念赵博生同志，宁都县曾被命名为博生县，瑞金建有纪念他的“博生堡”。
噩耗传来，作为赵博生的亲密战友，董振堂无限悲痛。由他签发的一份电报沉痛有力地号召战士们：“我们是阶级的战士，不应该流眼泪”“誓为我们的阶级复仇，消灭敌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把赵副总指挥遗下来的光荣的苏维埃旗帜高高举起，插向抚州，南昌，插向全中国！”
长征路上，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屡立奇功，担负艰巨的后卫任务，成为中央红军的“铁流后卫”。朱德说：“老五殿后，我放心。”
有一次阻击战中，部队完成阻击任务正准备撤离阵地，董振堂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妇女队有位同志正在分娩，能否再坚持一会儿，等孩子生下来再撤。
敌人的追兵越来越近，每耽搁一分钟都意味着更多的伤亡。有人说：不能为了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再牺牲战士了。董振堂的命令却是：“继续战斗，顶住敌人！”他说：“我们打仗干革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为了明天吗？！”
为了孩子，为了明天——正是这种如此简单却如此崇高的目标追求，让红军将士充满力量，无惧生死。然而董振堂没有能够看到孩子们的幸福明天。在浴血奋战的征途中，董振堂用生命兑现了他接受“红旗勋章”时许下的誓言。
从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对新中国的深情向往，到董振堂“为了孩子，为了明天”奋战到生命最后一刻，一枚穿越硝烟的红旗勋章，一部人民军队的军功荣誉表彰史，深深地铭刻着这支英雄之师的奋斗足迹。世界上从未有一支军队和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
每一枚勋章，都镌刻着可歌可泣的红色基因；每一种荣誉，都铭记着气壮山河的英雄传奇。《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中新设立的“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承载着光荣，承载着使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发出时代的新声，必将焕发人民军队奋斗强军的壮志豪情，砥砺全军官兵创造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荣耀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