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正和战友老徐一起吃饭，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刘磕巴”。

“我是‘磕巴’，明天下午到哈尔滨。”

我正要说话，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我又拨回去：“你是坐飞机还是火车？”

“火车，明天下午4点到站。”“咔嚓”一声，电话又挂断了。

“刘磕巴”，大名刘立盐，是我们老连队的“猪倌”。上世纪60年代初，他和两个妹妹跟着父母从山东逃荒来到黑龙江，现在还是一口山东话。“刘磕巴”说话其实不怎么磕巴，就是有时不太连贯。起初叫他“磕巴”，大伙儿只是跟他开个玩笑，后来叫得多了，连刘立盐也管自己叫“磕巴”。

“刘磕巴”只上过3年小学，识字不多。当年在部队写入党申请书，他让我代笔。我问他：“‘磕巴’，你那大名怎么是咸盐的盐啊？”

“俺娘说在山东那会儿穷，吃不起盐，盐可宝贵了。”

那些年在部队过春节，食堂里热热闹闹，每张餐桌上都摆满了冒着热气的蒸白肉、炖排骨……连长金德顺站在食堂中央，用一口辽宁锦州口音说：“这第一杯酒，咱们该敬谁？”话音刚落，连里的官兵异口同声地喊：“刘磕巴！刘磕巴！” “刘磕巴”在一旁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直往下掉。忙碌了一整年，连长的吆喝声，战友们的呼喊声，让他心里又暖又甜。

当年，我们连在全团伙食最好，因为“刘磕巴”把连队的猪养得又白又胖。“刘磕巴”养猪，勤快又用心。他隔三岔五就把猪圈打扫一遍，还总拉着我这个卫生员去给猪圈消毒。不仅如此，“刘磕巴”还想方设法给猪改善伙食。夏天，他在猪圈后面种上黄豆。等豆子长出来，就去附近的油坊换黄豆渣饼。其他连队不要的白菜帮、烂叶子，他都用驴车拉回来喂猪。

养猪的时间长了，“刘磕巴”对猪也有了感情。每逢过年，连里杀猪，炊事班班长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小战士，撸起袖子、拿着刀就进了猪圈。“刘磕巴”见不了这种场面，躲了出去。猪杀完了，“刘磕巴”一个人站在猪圈里，一边数猪一边哭。

因为养猪养得好，当兵那几年，“刘磕巴”除了回家探亲，基本上没离开过营区。有一年，我们连队要去边境地区参加演习。出发前，战士们在食堂高声朗读自己的请战书，个个热血沸腾。“刘磕巴”不会写请战书，急了，咬破手指，在一张纸上歪歪扭扭写下4个鲜红的大字“我要参战”，交给指导员。指导员想了好半天，最后还是没同意：“刘磕巴”要是走了，猪怎么办？

还有一年，连队要去沈阳执行任务。临出发前，连长在食堂作动员：“今年咱们得在沈阳过年了。你们说，过年咱们是不是还杀两头猪？”“对！‘磕巴’养好猪，过年一块吃！”战士们兴奋地大声喊。那年过年，我们真的在沈阳吃到了“刘磕巴”养的猪，那是留守班特意坐火车给我们送来的。

“刘磕巴”复员后，当过8年村支书。他说，那是他们家几辈子当过最大的“官”。他当村支书的时候，在全村办了个养猪场，想带着大家致富，可惜一场瘟疫过后，猪都没了。“刘磕巴”很难过，离乡出去打工。

如今，“刘磕巴”60多岁了，在河北一个工地打工。冬天工地停工，他就回到黑龙江穆棱市老家。在村子里，他盖了几间房，围了个院子。他的老伴在世的时候，院子里有鸡鸭鹅狗。前几年老伴去世，现在院子里只剩一尺来厚的雪。

我们见面那天，哈尔滨下着大雪。我看见“刘磕巴”拖着箱子从出站口走出来，上前搂着他的肩膀说：“‘磕巴’，还想见谁？”“刘磕巴”说：“这大冷天的，还有谁在啊？”我说：“战友老徐知道你来了，晚上就咱仨吧！”

晚上，我领着老徐和“刘磕巴”找到一家小饭馆。刚走到门口，“刘磕巴”忽然拍了我后背一掌，说道：“又消遣俺！”我抬眼一看，这家小饭馆名叫“猪八戒酒馆”。“‘磕巴’，你不知道，这家蒸鲈鱼好吃，啤酒品种也多，跟你养猪没关系。”我哈哈一笑，拉开饭馆的大门，和老徐推着“刘磕巴”走了进去。

坐下后，老徐问道：“‘磕巴’，你不是不识字吗？”“刘磕巴”白了我俩一眼说：“刚好认识这几个字！”喝酒的时候，我问“刘磕巴”：“当兵几年，光喂猪了，后悔吗？”他用粗糙皴裂的手拿起酒杯一口干掉，说道：“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当兵，还给咱八连喂猪！”

那一刻，我和老徐差点掉下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