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巴的孙女白依尔丹要来北京观摩冬奥会！

当老巴在电话里把这一喜讯告诉我时，我想到的是北极光。

才10岁的白依尔丹，作为冰城体校冰雪队的苗子生，被选拔到北京观摩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多么幸运，小姑娘的梦想犹如北极光，无论冬夜多长，一定会在天幕上闪现出耀眼的光芒。在为老巴和他的孙女高兴的同时，我的思绪也像被一根绳索牵向了时光深处，牵向了我青春的再生之地——大兴安岭的雪原。

18岁那年，军列开了七天七夜，将我从中原腹地拉到了黑龙江，我第一次被大兴安岭的雪震撼了。皑皑白雪覆盖着远近的山川，起伏绵延的雪岭如同白蟒横卧大地，阳光下雪花泛着刺眼的白光，轻轻一吸，清新的空气沁润了心灵——那是雪的味道。我喜欢雪，喜欢北疆的雪。尽管我不能像诗人一样，把晶莹的一片片雪花撒进诗行里。但在北疆冬日踏雪出操巡逻，至今忆起仍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之一。

在部队我成了一名放映员，那年春节前夕，营长带着我去当地林场慰问。大兴安岭的林场太多了，一连七天，我们白天在车上奔波，晚上在林场放映。腊月二十九，只剩下最偏僻的两个林场了，在前一个林场电影快放完时，天下起了雪，雪中我收下银幕已经是晚上十点多。走！我们连夜赶着放映最后一场。司机早已热好了车，我们在雪地里艰难地行驶着，摇摇晃晃中我睡着了，梦中我在大雪里奔跑，从山下跑到雪岭上，我高兴一跳便从高高的雪崖跌落。一声大叫，我醒了。营长拍拍我，伸手摸了我的额头，说我发烧了。他犹豫着是去林场放电影还是返回部队。我笑着对营长说，没事，马上除夕了，林场那边的人都在盼着电影呢！

晚上12点我们赶到林场时，场部院子已经扫得干干净净，空地上坐满了人，眼神里盛满期待，都在等着电影开场。我拴好银幕，架上放映机。那时，文化生活还很贫乏，特别是深山林区，看电影是人们最快乐的休闲娱乐。

电影镜头的光透过飘落的雪花，在银幕上透射出模糊的影子，我努力调整着镜头焦距。银幕下，沉浸在电影故事里的人们时不时地嘻笑、小声讨论，让我感觉很欣慰，好像忘了身体的不适。寒冷如蚂蚁在脚尖爬动，我咬牙坚持着，后来腿脚似乎都没有感觉了。银幕上出现“剧终”二字时，已经是凌晨两点钟。林场的圆木房桌子上，摆着大碗酒大盆肉，场长夹过一块冒着热气的肉，让我快吃，说这是鹿肝，吃了身子就热乎了。我盯着那热乎乎的肉，突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一头倒在饭桌上。

“孩子太累了！”迷糊中听到有人说话，迷糊中有人往我身上擦酒……

营长让司机发动车，要连夜将我送到部队医院。一路上的积雪很厚，车没开出林场，就被雪困住。我迷迷糊糊醒过来，看到白亮的月光穿过空中的飘雪刺在我身上，树也高大得仿佛要长到天上去。这时，一阵马蹄声响起，老巴驾着雪橇来了，人们将我抬到雪橇上面，老巴挥鞭，马拉着雪橇向山下奔去。

一路，我时而醒来，时而睡去，意识始终不是很清醒。老巴将自己的皮毛大衣脱下来盖在我身上，压住大衣的一角防止冷风灌进来，马儿跑得飞快，我感觉到皮大衣的温暖，心中安定，便渐渐睡着了……

再睁开眼睛时，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一名老军医说我昏迷了三天，好不容易才醒过来，幸亏老巴及时把我送到医院，病情才没有进一步恶化。这时老巴走进病房，笑眯眯地说：“小伙子，你可把人吓死了。”

后来营长告诉我，多亏马拉爬犁。营长的吉普车在雪地里被困住，还是拖拉机拉回军营的。那时，我才知道雪爬犁就是我们常说的雪橇。老巴驾雪橇在那个大雪飞舞的夜晚救了我，我心里暗暗决定，一定要去看望他，当面感谢他。只是，当年我就考入军校，离开了北疆。

我对母亲讲述这事时，母亲说救命恩人咱不能忘记。我没有忘，总是计划着回去，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成行。直到20年后一个春天，在老战友回军营时，我才终于有机会回到林场，于是特意去看望了老巴。

再见到老巴，他已经六十多岁。我想看当年给我第二次生命的雪橇时，他哈哈笑了，从屋里拿出了一个小马扎大小的爬犁。老巴说，他从伐木员改成护林员了，伐木员用来运圆木的爬犁和马也完成使命了。这个小爬犁是他给三岁的小孙女白依尔丹做的。小孙女去中心林场上幼儿园了，我没见到。老巴说，她天生就喜欢冰雪，刚会走路就专往雪上冰上走，现在会滑冰、也会驾驶雪橇……

岁月如烟，那些珍贵的日子如大兴安岭的雪，纯美透明，没有喧嚣，宁静地滋润着大地，纯净得让人抛却凡尘世俗。雪，那是北疆的灵魂，是林海人梦的家园。

太阳蹭着山岭一点点爬起，它的光快照进虎年了。在这个新鲜的早晨，我给老巴回信：相约一同来北京，看北京的雪款款落下，我们与孩子们一起，陶醉于冰雪的明净与清新中，听农历新年的钟鸣，看精彩非凡的冬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