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家里刚装电话时，年少的我很是新奇：不管多远的距离，拿起电话，按下号码，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当兵离开家乡后，电话成了亲情的纽带，父母在那头，我在这头，不论走到哪里，拿起电话，熟悉的声音就会立刻在时空中交汇，诉说着彼此的牵挂。

离家22年，细细算来，已经打过1000多个电话。天南海北，我上学、分配、调动，走过了很多地方，但远方家乡的位置始终没有变。思念像一根电话线，时时刻刻牵动着我的心和对家乡的眷恋。

依稀记得离开家的那个清晨，大地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火车的一声长鸣，像导火索一样，引爆了几个新兵的泪点。当家乡消失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时，我透过车窗努力寻找前方的路。窗外除了雪，什么都是模糊的。旁边一个同样不爱言语的新兵，递给我一把核桃：“吃吧，留住家乡的味道。”

离开家打的第一个电话，是到新兵连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想打电话的新兵乌压压挤满了小卖部，轮到我时，什么都想说，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还没到正题，规定的时间就到了。放下电话，我怅然若失。回到宿舍，在床板上铺开信纸，将想说的话都留在了笔端。写着写着，不经意间，一滴泪落下，打在纸上，字迹便立刻模糊了。

对于像我这样一年回不了一次老家的兵来说，电话那头的挂念，成为我建功军营的动力，更是遇到挫折时的依靠。2001年，军校考试在即，我却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师里复习班的几次模拟考试，糟糕的成绩让我看不清未来的方向。我把想法告诉电话那头的父亲，他先是沉默片刻，然后对我说：“路不走完，永远看不到前方的风景，有时候坚持比结果更重要……”我很庆幸与父亲的这次通话，让我重新审视来时的路，也看清了未来的路。

都说雷达部队苦，直到毕业前我都不以为然。父母总在电话里讲，老百姓家的孩子，哪能怕苦怕累。到雷达站报到时，月亮已经爬上枝头，成片的庄稼地把营院围在了中央，熟透了的玉米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边。指导员带着几个老兵，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接我。借着朦胧的光线，我看到了一排排平房，以及在月光下洗漱的战士。指导员告诉我，这是20世纪60年代飞行员住过的房子，虽然破旧但很结实……雷达站缺水，一口浅井打上来的水里经常能看到红色的小虫子。到了冬天，即使这样的水也很难用到。天寒地冻，煤炉总是闹情绪，房间里忽冷忽热，手脚冻得冰凉。短时间难以改善的“苦”，让我开始忧心未来要走的路。

电话那头的母亲听完我的“诉苦”，没有期待中的安慰，只是淡淡地讲述我当兵离开后家里的生活。因为我的原因，很少关注军事新闻的母亲，一看到有当兵的镜头，就会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看。每当看到边防线上的官兵站岗巡逻、爬冰卧雪，看到高原戈壁上的战士嘴唇黑紫、皮肤皴裂，她总在想，自己的儿子能不能吃得了这份苦，如果去了会不会当“逃兵”……

后来，我主动申请到条件更艰苦的雷达阵地值班。这一去就是10个多月，我自己动手改造环境，给阵地上的老兵和新兵拉水、送饭，还抽出时间看书、写作。2013年，厚厚的发稿剪贴本帮助我获得了到院校工作的机会。但新单位工作节奏的突然加快，让我一时难以适应。“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去的山”“上坡路难走，下坡路易行”……电话里，父母很少讲大道理，却让我很受益。我渐渐适应了环境，成为了业务骨干，承担了更多工作任务，也取得了一些让父母感到欣慰的进步。

院校调整改革后，围绕着“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目标，工作的标准要求越来越高。但不论工作多忙，我每周都会与父母通一次电话。有时候因为忙过了时间，打得稍微晚些，父母就会把电话打过来，虽没有埋怨，我却常有愧疚。20多年过去了，从最开始的座机到IC卡电话、手机，再到现在的语音、视频聊天，改变的是形式、是技术，不变的是乡音、是亲情，还有父母对我的期待、我对父母的牵挂。

1000多次通话，一个不断增长的数字，消除了距离的隔膜，跨越了空间的界限，牵动着情感的传递，记录着我成长的轨迹。给父母打一次电话，少则三五分钟，多不过一二十分钟，大都是不厌其烦地嘘寒问暖、千叮万嘱，还有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琐碎故事。但是，就像一点点星火汇聚起来可以照亮天空，一滴滴水珠连接起来可以汇成江河，零星却不曾间断的一次次通话依然可以写就家国情怀、人生百味。这也算是对22年来没有与父母朝夕相伴的些许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