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5军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创建并坚持下来的一块根据地。它以陕南商洛为中心，包括湖北、河南、陕西三省边界地区近20个县的中心地带或边界地区，与川陕、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鼎足之势，既支持了陕甘，也牵制了进攻川陕的敌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红25军继续长征后，留守根据地的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在形势十分险峻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联系中断的复杂局面下，独立作出了坚守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决策，堪称大局意识和战略决断的典范。

指示信失落

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会议，决定率红25军西征北上，配合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会合陕甘边红军，共同发展西北地区的革命力量。会议还决定合并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组成新的特委，领导留下的部队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随后，代理省委书记、红25军政委吴焕先在西进途中，以省委名义给留在陕南的省委常委、执委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及中共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发出工作指示信。信中阐述了红25军西征北上的战略任务，指出在当前斗争形势下，“鄂豫陕边区的区域更显示出他在中国革命发展前途和西北方的发展基础上成为（一）个重要（而）有政治意义的区域”，并对下一步就地坚持和发展鄂豫陕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作出了部署。指示鄂陕和豫陕两特委合并组织一个特委，迅速组织新的红军部队，把现有游击武装组成一个独立团，力争发展成一个师；在游击战争中避免同强大的敌人正面硬拼，要采取突击、急袭、伏击、截击等游击战术，通过小的胜利提高战斗力，从而不断巩固与开创根据地，最大限度地牵制敌人，配合整个西北的革命。省委的指示信，由便衣队交给第3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委托其转交两特委。但在李志英带领游击师特务队寻找特委的途中，特务队队长叛变，枪杀李志英和几名战士后，带着省委的信和少数人叛逃，致使省委的指示没有能够传达到两特委。

庆幸的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指示信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我军手中，才由此得知指示信所记载的内容（信件内容可见《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二）》）。

艰难中寻找

国民党陕西省绥靖公署在获悉红25军主力离开陕南进入甘肃境内的消息后，遂于7月17日发布命令，除以部分兵力尾追外，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妄图以“分割包剿”“各个击破”的手段，彻底摧毁根据地。

留在根据地的两特委领导人既不知红25军主力已经离开，也没有获悉鄂豫陕省委对坚守根据地的部署和安排，仍然按照省委原先交给他们的任务，在小范围内开展游击活动。当时，各路游击师和游击大队都分散在各地，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也是平行关系，整个根据地的斗争失去统一领导。在敌突然的重兵“围剿”下，根据地遭到极大破坏，各路游击师受到重大损失。一时间，根据地黑云压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险恶。根据地能不能坚守下去？怎样坚守下去？作为留在根据地的最高领导层，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必须尽早作出决断，拿出办法。

在经历了最初各自为战的混乱和迷茫后，两特委开始千方百计查找鄂豫陕省委和红25军动向，以便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9月初，鄂陕特委从截获的一份《西京日报》上得知，红25军主力已到甘肃两当、泾川，军政委吴焕先已牺牲。据此，鄂陕特委分析认为，红25军已离开陕南向陕北去了，遂开会研究决定：尽快将各路游击师集中起来，设法跳出敌人包围圈，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集中之后向东寻找豫陕特委，商讨今后行动方针和两特委集中领导以及部队整编等问题。会后，鄂陕特委带领总部战斗营会合第6路游击师和山阳西区游击大队，寻找第3、第4、第5、第7、第9路游击师，并东进寻求与豫陕特委会合。几乎与此同时，豫陕特委也从报刊上获悉了红25军西进北上的消息，并采取了与鄂陕特委相同的举措，将主力第8连编为第1游击大队，连同原来的3个大队，全部集中起来向西寻找鄂陕特委。不久，两特委在商南县梁家坟村会合了。在相互交流情况后，两特委初步商定：各自返回原来游击区，布置根据地的工作，收容伤病员，寻找剩余的几路游击师，然后再会合研究下步行动。但很快，意外发生了：两特委在分手后不久，分别在雪窝和富山坪遭到敌人袭击。于是，两特委不得不边打边退，在摆脱敌人后，又重新返回梁家坟会合。

坚守鄂豫陕根据地

再度经受挫折，加剧了部队的混乱情况，部分同志情绪低落，对坚持根据地斗争更加信心不足。尽快统一思想，鼓舞士气，明确下一步行动方针和策略，成为两特委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9月9日，两特委的负责人在商南县梁家坟召开联席会议，鄂陕特委领导人郑位三、陈先瑞，豫陕特委领导人李隆贵、方升普、曾焜等人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分析了形势。鄂陕特委书记郑位三的发言镇定而激昂。他指出，红25军主力已经北上，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多，而敌军正在向我们发动疯狂的进攻，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大的，斗争是艰苦的；然而，陕南的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是好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坚决依靠人民群众，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共同奋斗，不但可以生存，而且还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要有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信心，一定要带领根据地军民，为保卫鄂豫陕根据地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与会人员对郑位三的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他对形势的分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思想认识逐渐得到统一，继续在鄂豫陕边区举起革命红旗、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心也坚定了。大家认为，反“围剿”斗争将是十分残酷和困难的，但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也有很多，这里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境内悬崖峻迭，山大沟深，丛林茂密，回旋余地较大，地形有利；地方反动势力弱，三省交界处各方敌人互有矛盾可以利用；鄂豫陕边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还有近300名红25军老战士作骨干，加之部队有半年多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对我情、敌情、民情、社情有基本了解，只要团结起来，紧紧依靠群众，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一定能够生存和发展的。

根据郑位三的建议，会议就统一根据地党和军队领导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讨论特委书记人选时，陈先瑞主动发言提出：“主力红军走了，我们现在是独立一方的部队，能不能坚持斗争，决定于是否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有一个好的书记领导我们。郑位三同志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组织能力，遇事沉着冷静，深思熟虑，密切联系群众，善于从实际出发，把党的方针政策具体化。到鄂豫陕边区开辟根据地以来，他一直担负党政建设工作，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要独立坚持斗争，只有郑位三同志才能担负起特委书记这副重担。”陈先瑞的发言，引起大家的共鸣。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陈先瑞的意见，选举郑位三为鄂豫陕特委书记。这一紧急状况下采取的组织措施，在日后的根据地斗争实践中证明是十分及时和正确的。

会议最终作出以下决定：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成立陕南特委（后根据中央指示改称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鄂豫陕边革命斗争，新的鄂豫陕特委以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合编各游击武装，组建红74师作为坚守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确定作战方针是游击战，采取同敌人“兜大圈子”的方法，灵活机动，扬长避短，不同强敌正面触碰，避免打硬仗，集中兵力，打击分散、弱小、孤立之敌和地方反动民团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军队内部要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大家死在一块、活在一块。

梁家坟会议是在鄂豫陕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作出的独立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决策和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是鄂陕、豫陕两特委在与鄂豫陕省委联系中断、没有得到任何指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既符合根据地斗争的实际，又与省委指示信的精神高度契合，展现出成熟的大局意识和高超的战略决断能力。

10月6日，红74师正式成立，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曾焜任政治部主任，部队设两个营、一个手枪团和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共约700人。在鄂豫陕特委领导下，红74师转战于鄂豫陕边的20多个县境，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粉碎了敌人数次围攻，挽救了危局，保存了力量，使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烈火不熄、红旗不倒；同时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了红25军、红二方面军等主力红军的长征，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