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通俗指计算方法。干法，则是干工作的态度与方法。算法影响干法。参照系不同，算法不同，干法亦有差别。究竟怎么算、怎么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愚公移山》记载，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北山愚公年近九十，苦于道路阻塞，决定率全家凿一条直通汉水南岸的路。其妻认为以愚公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质疑其想法。智叟也认为愚公“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嘲笑愚公想法不合实际。愚公则认为“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坚信路能打通，“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智叟以愚公年龄为参照系，算到筑路之梦不可能实现，应该选择放弃。愚公以子孙为参照系，算到人力“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选择劈山开路。史鉴，“愚公不愚，智叟不智”。

科学计算可以事半功倍。据《梦溪笔谈》记载，宋朝修建玉清昭应宫，工程浩大，需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泥土哪里找，二是建筑材料如何运输，三是施工垃圾怎么清理。“总设计师”丁谓实地考察、精确计算后设计出方案：就地开挖河道取土，再引汴河水运输建筑材料，河道排水后回填垃圾。如此一来，原本至少要15年的工期仅7年完工，史称“一举而三役济”。事实说明，计算科学，考虑相对比较周全，作出的决策可行性越大，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精谋细算是正确决策的前提。主观臆断，粗略估算，则会带来决策风险。据《苏轼传》记载，在颍州任职期间，苏轼阻止了一项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该工程是苏轼前任奏准朝廷的大项目，而这个项目本来存在争议。争议双方，都没有做实地勘探测量，空对空的言说，谁也说服不了谁。苏轼到任，没有盲目开工，而是组织人员勘探测量，用测量数据证明这个工程做不得。为此，苏轼有理有据地向朝廷三上奏章，用真实的测量数据说话，阻止了这一工程。

千谋万算，关键在干。彭端淑在《为学》中讲了一个故事：蜀地有一贫一富二僧。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贫僧算准了就付诸行动，靠坚持不懈实现了梦想。富僧数年来空想“买舟南下”，不付诸行动，可谓是“怀抱理想梦理想”。贫僧不贫，富在行动；富僧不富，贫在空想。

如何算、算什么，体现境界高下、工作成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算的是民族解放账；“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算的是甩掉贫油国帽子账；“守岛人”王继才，“家就是岛，岛就是国”，算的是国防安全账；林俊德“一生为国铸核盾，一世甘做淡泊人”，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还在病榻上工作，算的是科技强国账；扶贫攻坚战场上，“舍小家、顾大家”，1800多名扶贫干部牺牲在了一线岗位上，算的是造福人民账……众多忘我的共产党人，他们算的都是国家、民族、集体大账，干的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光辉事业。

算法与干法，充满辩证法，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人眼界、格局、思想、价值的综合体现。军队广大党员干部只有以党的事业为参照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以改革强军为落脚点，善于观大势、看长远、算大账，不自我设限，积极破圈、主动作为，才能干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