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重要的日子都在下半年，父亲的生日是十月，母亲的生日是腊月。每到他们的生日前，父亲母亲总是说：“家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吃的穿的多了也浪费，人回来就行了。”

话是这样说，但我这做女儿的，总是要表示心意的。所以，每年一到金秋，我就想，今年给父亲母亲准备什么礼物呢？总要有点新意才好。我留心看着，想着，却没有答案。二老年纪都大了，对贵重的衣饰或者补品，都似乎不感兴趣了。

我发现，父亲母亲近几年似乎越来越依恋一只樟木箱。每年一入秋，大约是在父亲生日前后，母亲都要清点她那只樟木箱里的“宝贝”。樟木箱很沉，母亲搬不动，就叫我：“老二，你帮我把箱子挪一下。”

母亲说是“挪一下”，但我得把那只箱子先搬到窗台下，再放到毛毯上，才算完成任务。母亲是不允许我开箱子的。“开箱”这个动作必须她亲自完成。

这天一定得是个大晴天，母亲一定已经在洒满阳光的窗台下铺上一张毛毯。这时候，80多岁的父亲也会过来，一手拿着一只大号放大镜，另一手拿着母亲的眼镜盒。当然，父亲的眼镜已经架在他的鼻梁上了。我会马上小跑着去搬来两把椅子，再放上两只大靠垫。

樟木箱是母亲当年的陪嫁，也是我从未见过面的姥姥留给母亲的唯一一件值钱的物件。樟木箱四角镶着铜皮，搭扣也是铜的。因为有母亲的精心养护，这些铜片至今还闪着明亮的光。箱子里面是母亲的珍藏：几札她与父亲的书信，全家人的大小十几本相册，父亲母亲曾获得的奖章、证书。另外，还有一样，是一条如今有些泛黄的白绸围巾，这是父亲当年送给母亲的定情信物。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白发苍苍的父亲与母亲并肩而坐。他们仔细、小心地翻看，每封信和每张照片，都能清晰地说出当时的情景。尽管过去60多年了，母亲与父亲相识相爱相守一生的所有经历与回忆，仿佛都在这只箱子里了。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年会，天下起了雪。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父亲打来电话：“你妈妈的生日快要到了，礼物不重要，你们记得回来。”

放下电话，我又想起了那个一直思考的问题。望着窗外瑞雪初临的天空，我的思绪回到了很久以前。

我是在机场边长大的。10岁之前，我随在空军工作的父亲母亲辗转迁移过3个地方，每个地方无一例外都是机场。机场营区整齐划一的平房，灰白、规则、空阔绵长的跑道，还有空旷湛蓝的天空，是我对色彩和线条最早的认知。机场周围到处是高大的白杨和梧桐。这些多年生长的高大植物，在空旷无限的空间里尽情生长，枝繁叶茂。直到我小学毕业，班上相当一部分同学还是认为，我是住在“一大片树林里”。

我的父亲身材高大，母亲却生得娇小。当年的军装分3个号，父亲穿男式一号。母亲是女式三号，也就是最小号。周末家里洗衣服时，父亲和母亲的军装会同时出现在门前晾衣的铁丝上。父亲的那套，长袖长腿，母亲那套则短小了许多。两套绿军装蓝裤子，一大一小、一肥一瘦，在风中飘荡，非常醒目。

母亲生育了我们姐弟三人。父亲要飞行，娇小的母亲承担起全部家务。记忆中，父亲只给我梳过一次头发。那天，母亲不在家，他把我一头长辫子扭成了麻花。这么丑的头发让我怎么见人呢？在父亲面前，我不敢说什么，可一出家门，就把辫子解开了，请邻居阿姨帮我重新梳了头发。小学阶段，我的学校离营区有三四公里，还要过一条小河。不管刮风下雨，父亲从来没有接送过我们上下学，他的车也从来不允许我们坐。

按照规定，飞行员到了一定年龄后，就不允许再飞行了。父亲接到停飞命令那天，心情很不好。他一遍一遍地说：“我飞了30多年了，怎么，这就不让我飞了？”母亲劝他：“规定就是规定，大家都要执行。你还是领导，更要带头执行。”父亲当然知道母亲说得对，但他还是小声嘀咕：“虽然年龄到了，但是我的身体很好啊……”

那天，母亲对我说：“你爸停飞了也好，他不飞了，我就可以踏实地睡觉了。”

这么多年里，只要父亲飞行没结束，不管多晚，母亲都不会睡，一直开灯等着，直到父亲飞行结束后打电话回来，母亲才会熄灯躺下。但是，父亲停飞那晚，母亲还是没有睡。她和父亲坐在客厅，久久地对着电视，里面正播着他俩平时并不喜欢看的言情剧。窗外不时传来飞机声。直到飞机声消失了，父亲站起来说：“夜航结束了，我们也睡觉吧。”

我的父亲和母亲已退休多年，他们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还是拉开窗帘看天气。

如果天气好，父亲就会说：“今天天气不错，适合飞行。”

如果天气不太好，母亲会问：“今天天气不太好，不知道能不能飞呢？”

父亲说：“我当飞行员那会儿，比这还糟糕的天气不是也经常飞吗？”

……

那个黄昏，那些从天而降的飘飘荡荡的雪花，将我的记忆之门打开了。我想起了那只樟木箱，想到了樟木箱里的那些照片和信札。照片发黄了，信纸也脆弱得必须轻拿轻放。

我想，时光流逝，人会老，所有的物质都会消失，但文字不会。我要把父亲母亲的故事写下来，今后作为送给他们的生日礼物……

图片制作：贾国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