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夏天非常炎热，太阳如火球，照着这座南中国海滨城市。1949年8月17日清晨，枪声稀疏之后，进城的解放军指战员快步跑过我家后门的山道。那一年我17岁，刚上完高中一年级。我走上街头，大街两旁整齐地躺满和衣而卧的长途奔袭和激战之后的士兵。他们解放了一座城市，却和衣睡在街头。火一般的太阳晒着，他们的军装上混合着汗水、泥垢甚至还有血迹，他们沉沉地在路边睡着了，听不到欢呼胜利的声音，也听不到获得解放的民众的称赞和感谢。

这种情景我从未见过。我见过旧社会的军阀和国民党军队，但他们不睡街头。这露宿街头的场面使我受到震撼。福州解放后，部队没有停留，他们继续向南，福州之后是厦门。新中国在向我们招手！我听到理想召唤的声音。我不想再忍受每年、每学期艰难筹集学费的悲苦，我也不愿重复毕业即失业的老路，我要寻找光明新生之路。也是这一年，我在《星闽日报》上发表了向家乡和亲人告别的文字：新中国在向我招手，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

炮车隆隆向南，步兵拥着炮车跑步向南。南国的雨季，泥泞的公路，卡车和炮车轮胎卷起的泥浆溅满我不合身的军衣。步枪、子弹、手榴弹、干粮袋，还有我的日记本和诗集，这是我全部的装备。我把父母的泪痕和牵挂留在了身后，我把心爱的书籍交给父亲代为保管。我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我在人民解放军中的职务是某师文艺工作队队员和文化教员，我几乎全部的时间都生活在基层连队。

野战第28军第83师文艺工作队是连级的建制，人数最多时有200多人。一部分成员是上海解放后从当地文艺团体参军的大学生，大部分则是像我这样福州解放后加入部队的学生。后来文工队整编，我被分配到连队，直至复员。在文工队，我被安排在编导组。我开始为适应需要写简单的演出材料：短剧、对口唱、快板、数来宝和歌曲等。这是平时。遇到行军或战时，我的任务是行走在队列中用扩音器以歌声和口号鼓舞士兵。

这样，我原先所学习和创作的文学被“搁置”。我那时做的是最普通、最基层的文艺普及工作。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士兵和基层服务，这就是我当时所受到的革命文艺的启蒙与认知。我于是了解和领悟，当时文艺方针中的“普及”或者“思想性”，较之“提高”或者“艺术性”为什么总是“第一”而非“第二”这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

在连队，我的职务是副排级。那时的士兵，大部分来自解放了的农村，一部分来自“解放战士”，他们大多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我的任务是教他们识字和普及最基本的文化。办墙报、教唱歌、组织周末的连队晚会、写通讯报道等，都是我的日常工作。

南日岛，现在从地图上看，像是撒在兴化湾上的一串明珠，当时却是残酷的战场。在一次与十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激战中，我所属的步兵第249团一个加强连的几位战友牺牲了。南日岛告急！战斗就是号令，我们匆匆收拾识字课本和黑板，日夜兼程奔上了南日岛。统共十几个村庄的小岛，一下子住进了一个加强团。渔民们拆卸门板，让出本来就不宽绰的住房给部队住。我们的工作是挖坑道，死守阵地。

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迫使我们把向南进军的脚步锁定在了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70多年过去了，祖国尚未完全统一，这仍然是举国心头之痛！

南日岛，记得有一块我常坐着读诗写作的巨石，记得巨石背后就是我当时驻守的村庄——那时战事危急，一过经年，居然不记得村名。以后几次登岛寻觅记忆，只有海鸥戏吻浪花，只有刻着牺牲士兵的碑石屹立无语。往事悠悠，虽然不留丝毫痕迹，但我曾经患难与共的村庄深深刻在心间。

转眼到了1955年，我奉命复员。记得是连里的司务长陪我吃了一顿告别饭，我领了300余元复员金，回到家乡福州。房舍犹在，父母老了，我要开始新的生活。我投书寻求职业，石沉大海，于是我决心投身高考。

老屋背后有一座梅花山、一片梅林。冬日梅花盛开，冷香氤氲，很是迷人。我约了也想同时应试的一位中学同班同学（他也参军了）一起复习功课。全部的高中学业，我们自学完成。填报志愿时，我坚持“非北大莫属”，我代他填写志愿：北大、北大，第三还是北大！结果我们同时被北大中文系录取，还是同一个班，学号也是连着的。

如同当初选择军旅生涯而誓不回头的决绝，我选择北京大学也是同样的决绝。1949年和1955年这两年的同一个日子——8月29日，是我人生两次重大的日子。第一个“8·29”，我投笔从戎；第二个“8·29”，我负笈北上——我无悔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1955年至1960年，大学本科5年，1960年以后，直至离休，以至于今，我的经历只有“北京大学”4个字。

一生只做一件事，一件事用尽一生的心力。这是我对自己一生所做的总结。在大学，我学业平平，有一点勤勉，也有一些悟性，但终究只是一个庸常之人，而学问却总是认真地做。我在学问上的“发言权”，是用一生的经历、阅读、积累、辨析和思考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