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过重庆白公馆、渣滓洞，你一定会在那里看到一面与今天的国旗样式不同的特殊的“五星红旗”。之所以会有这样一面“五星红旗”，是因为缝制这面红旗的人，并没有亲眼看见过国旗的样子。这面旗帜背后，藏着一段革命者的信仰壮歌。
一
山城重庆，当年中国西南的工业中心，嘉陵江两岸有几十个兵工厂。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知道他们丢掉重庆只是时间问题，下令一旦重庆守不住，就把一切都毁掉，留给共产党一个烂摊子。
1949年11月，蒋介石给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布置了所谓4大任务，首要的一个就是要在重庆搞大破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破坏兵工厂。炸毁兵工厂的过程中，附近居民被炸死炸伤者不计其数。对待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国民党特务更是心狠手辣。
在重庆歌乐山下，有“两口活棺材”——白公馆和渣滓洞，这里关押着众多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这些革命者有很多都是精英，不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学生，就是有海外留学经历，有的家世显赫。国民党反动派把这些精英关在这两处“活棺材”中，对他们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据重庆的军统特务头子、“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的供认，当时那里从古老的刑具到最新的美国刑具，一应俱全。其中还有直接从美国特务那里学来的测谎器、电鞭、光室、麻醉药品等“科学刑事试验设备”。“二处”对革命人士使用的刑具主要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杠子、竹签子等酷刑。有些酷刑光是看文字描述，都让人毛骨悚然。江竹筠，也就是江姐，在受刑过程中晕死过去三次。杨虞裳受刑到失明月余，李青林则腿折致残。
在国民党“情势尚好”的时候，他们还没这么疯狂，自信还有足够的能力保住西北、西南。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战局的发展根本不容国民党做什么逆转的春秋大梦，也让他们逐渐走向绝望。越是绝望时刻，他们的人性就越是扭曲。到1949年8月，国民党手下的特务们在行将灭亡的时候，彻底撕下了往日伪善的面具。那些手无寸铁的被关押的革命志士们，面对着疯狂的特务们，表现出大义凛然的精神面貌。
二
1949年的春节，在关押革命志士的渣滓洞里，地下党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春节联欢会。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眼看着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要来了，监狱里的难友们欣喜若狂。春节当天，负责值班的正好是被监狱难友们策反多时的看守黄茂才。黄茂才和他们聊得来，对他们抱有同情，平时大家经常一起摆龙门阵，再加上当天上级都不在，黄茂才就同意了他们在监狱里举行春节联欢会。
于是，1949年的大年初一，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场春节联欢会开始了。
夜色渐渐褪去，牢门外15瓦的灯还在闪着微弱的光芒，岗亭上就传来了“梆梆”的响声。1号牢房，突然升起了一阵嘹亮的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很快，其他牢房的人也开始合唱，一开始还有点不整齐，慢慢地越唱越统一，300人的晨歌震天动地。第二个环节是互赠礼物。那天，渣滓洞难得牢房大开，大家都纷纷把自己精心准备的小礼物送给楼上楼下的难友们。里面有香烟纸做成的贺卡，有黄泥做成的象棋、围棋，还有纸壳做的扑克牌。余祖胜是监狱里首屈一指的“工艺大师”，他制作的五角星、利箭和小红心备受大家欢迎。送完礼物，春联也是要贴的，同志们用吃饭剩下的稀粥把春联贴在了签子门两边，欢庆春节。
贴完了春联，文艺表演也开始了。首先是楼四室表演的翻跟头，几个人从放风坝的这头一直翻到了那头，一连串人影形成了长长的抛物线。接下来是楼五室的叠罗汉，他们一边表演节目，一边借机侦察墙头的电网。表演一直从上午进行到下午，跳土地、耍魔术……
监狱里有不少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难得有一个大家都能从牢房里出来的机会，他们就趁机组建了“铁窗诗社”，在春节这天进行了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聚会。大家作诗和诗，彼此鼓舞，期待着一起冲出这口“活棺材”的那一天。
难友中有一位叫蒲小路的，13岁，四川西充人，6岁时丧母，后来的继母对他很坏，动辄打骂。10岁时，他爬上了一辆过路的货车，孤身跑到成都。他在成都、重庆流浪很久，稀里糊涂给国民党连长当过勤务兵，也以俘虏的身份在共产党部队待过。因为一件小事，蒲小路顶撞了国民党军官太太，这女人在军官面前告了一状，说小路是共产党的探子。小路被五花大绑，送到军部。军部的人认为这孩子不简单，小小年纪就去了上海、武汉，还在共产党部队待过，觉得可以问出点什么，于是软硬兼施，小路就是摇头。于是，军部把这个13岁的孩子送到了渣滓洞。蒲小路刚到监狱，个性倔强，喜欢顶嘴，吃饭抢饭。但狱中的难友并没有看不起他，而是同情他的遭遇，吃饭时匀出一点让他多吃，干活时总是让他多休息。诗人蔡梦慰教他学儿歌，何雪松教他读五言诗，潘星海教他阿拉伯数字和加减法。有一段时间，蒲小路常常借着栅栏前微弱的光线，在地上练习写字，在他床头的墙壁上，写满了生字和算术公式。在大家的教育下，小路从一个顽皮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
左绍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爱人。那年8月，王璞领导的上川东武装起义失败，他和左绍英成了国民党追捕的对象。左绍英身怀六甲，到乡下堂兄家避难，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她的行踪。特务逮捕了左绍英，把她关进了渣滓洞女牢。狱中的同志伸出了援手，他们把自己床下的枯草拉出来，帮她把床垫得厚厚的，年长的邓惠中大妈送来了自己的旧线毯，江竹筠每天和她谈心。由于轮番的酷刑，左绍英在监狱里早产了。整个监狱一下子忙碌起来，大家帮左绍英要来医药用品、鸡蛋和白糖，邓大妈自告奋勇为婴儿准备衣裤和尿布。孩子顺利降生，大伙儿用苏联女英雄的名字，给她取名为“卓娅”。卓娅的到来，给冰冷的监狱带来了生气。男牢的叔叔们给她带去了绒衣和毛毯，还有人托关系送去了一盒红烧肉罐头、半筒奶粉、几十颗鱼肝油……
孩子就这样在大家的照顾下，一天天长大。1949年春节联欢会时，不知是谁有意无意地叫了卓娅一声“监狱之花”。从此之后，“监狱之花”就成了这个孩子的称号。在最黑暗逼仄的牢房中，这个婴儿就是星星之火，照得人脸上熠熠生辉。
三
随着前线战局接连失败，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歇斯底里，他们要在最后时刻把这些被关押了多年的革命志士们全部杀掉。此时，牢狱外的党组织一刻也没有停止努力，想方设法要将同志们营救出来。川东特委曾派人几次打入白公馆和渣滓洞内部，无奈渗透行动最终都没能成功。
1949年8月，蒋介石和毛人凤飞到重庆，亲自布置对白公馆、渣滓洞的屠杀事宜。从9月份开始，就陆续有革命者被一批批从监狱里提出来杀害。9月6日，杨虎城将军和他年幼的两个孩子，以及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小萝卜头宋振中，被秘密杀害于松林坡。
陈然，河北香河县人，1939年入党，地下工作者，曾和战友们一起办了《挺进报》。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的破坏活动中，陈然被抓进了渣滓洞。国民党特务用尽了手段也撬不开陈然的嘴，反而是陈然在监狱里也要用香烟纸，利用打听来的情报继续出《挺进报》，出完之后还到处传阅，宣传工作做到反动派的眼皮底下。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国民党杀害。
之前，《挺进报》特支和电台特支一直是单线联系的，谁也不知道和自己联系的同志是谁。陈然发现自己收到的电讯稿字迹工整、一丝不苟，对这位同志很敬佩，但地下工作不能暴露，他就给这位素未谋面的同志写了一句话让组织带过去——“致以革命的敬礼！”结果这位同志也给他回了一句话——“紧紧地握你的手！”直到陈然牺牲的那一天，国民党法庭宣读判词时，他才知道，原来和自己关在一个牢房里多时的成善谋，就是那个他敬佩的同志。那一刻，两个人甩开特务的看押，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不约而同地说“致以革命的敬礼！”“紧紧地握你的手！”，尔后开怀大笑，掀翻了审判桌，高呼革命口号。法庭被他们闹得无法继续，只能草草收场，直接把他们押往刑场杀害。
被押到刑场时，陈然用反绑的手撕下了囚衣上的纸，转过来对着行刑队们喊，“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但行刑的人不敢，强行把陈然转过去，从背后开了枪。
刘国鋕，四川省泸县人，出身豪门，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同年入党。1948年4月遭叛徒出卖，被抓进了渣滓洞，受尽了折磨，但始终一言不发。刘国鋕的五哥刘国錤，是国民党政府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女婿，在香港经商，很有钱。为了救自己的弟弟，刘国錤先是上上下下打点了关系，送了很多金银财宝。徐远举让刘国鋕在报纸上公开发一个退党声明就可以出去了，但刘国鋕不同意。1949年7月，刘国錤担心弟弟的安危，再一次来到渣滓洞。这一次，他直接带了一张汇丰银行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说只要降低条件放了他弟弟，这支票上他想写多少就写多少。徐远举同意了，让刘国鋕不写退党声明出狱，只需要写一个悔过书就行，刘国錤知道弟弟的性格，把悔过书替他写了，只要他签个字。但刘国鋕不愿意签字，刘国錤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弟弟，让他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家里人想想。刘国鋕何尝不想和家人团聚，刘国錤给他带了一张全家照，他只看了一眼，眼泪就夺眶而出。但在他心里，还有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面对哥哥的苦苦哀求，刘国鋕只是眼含热泪，缓缓摇头，绝不签字。要放，必须无条件放人，否则他就不走。
“五哥，我理解你和家里人对我的思念。我有我的信念、意志和决心，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自愿为人民牺牲自己，你们不要再管我，也不要再来了。”刘国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仅28岁。特务来提押刘国鋕时，刘国鋕正伏在牢房地板上写诗，特务朝他吼叫，他回答：“不要慌，等老子把诗写完以后，再跟你们一块走！”
越是黎明前，黑暗就越是疯狂。11月27日下午，对白公馆和渣滓洞最后的大屠杀来临了，这一天的歌乐山尤为阴冷风寒。王振华、黎洁霜，1942年被关进白公馆，两人在监狱里结为夫妻，生下了两个孩子——王小华和王幼华。临死之前，他们已经知道了结果，但唯独想要这两个孩子活下来。在监狱的种种酷刑折磨之下，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半句求饶的话，但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们第一次开口乞求道：“多打我们几枪，把孩子留下吧！”行刑的特务毫不理会，他们故意当着王振华夫妇的面，用刀戳死了小华，掐死了幼华，再把悲愤欲绝的夫妇俩双双杀害。黄显声将军被特务的子弹从背后打中，只来得及转过身骂一句“狗特务”，就牺牲了。
分批屠杀到了晚上，白公馆只剩下了十几个人。渣滓洞还有200多人，被集中在几间牢房里。这一次，特务们直接端起了冲锋枪对着牢房扫射。革命者看到被提走的人再也没有回来时，就已经猜到了国民党的想法。在特务离他们越来越近的时候，不少人挺直腰板，唱起了国际歌。特务们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出。革命者们喊出了最后的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新中国万岁！”
就在特务们的枪口发出火光的时候，有的同志的第一反应不是躲开，而是迎面朝着牢门扑了过去，用身体给后面的同志挡住子弹。何雪松临死前都在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用身体死死贴住牢门。“监狱之花”卓娅也没能逃过国民党的毒手。敌人杀人时，左绍英奋力把孩子护在怀里，自己中弹牺牲，护住了孩子。等到特务来补枪的时候，看见了卓娅在尸堆里还在动，又瞄准卓娅要开枪，侥幸未死的罗娟华看到了，拼了自己最后一口气扑了过来，用身体替孩子又挡了两枪。丧心病狂的特务杀死罗娟华之后，又拨开她的尸体，杀害了幼小的卓娅。
解放军进军很快，特务杀人的时候也非常慌张，杀完人之后，他们堆柴泼油放火，渣滓洞燃起了冲天大火。只有少数人没被打中要害，他们从尸堆里爬了出来，拼命求生。歌乐山连续降雨时，曾把渣滓洞的一面墙冲垮，看守们让革命者去修墙，他们就用自己衣服里的烂棉花混在泥土里，让墙不那么牢固。这时候，这面墙成了关键，幸存的几个人一起推倒了这面墙，逃出生天，在山林藏了两天，终于等到了重庆解放。可惜的是，大部分革命者牺牲在了那场大屠杀里。
1949年11月30日下午重庆解放，解放军赶到歌乐山后，看到的是白公馆、渣滓洞的断壁残垣。许多身经百战的战士禁不住嚎啕大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等到革命者的家属们冲上山要找自己亲人遗体的时候，不少尸体都烧成了焦炭，难以辨识。等到逃出生天的罗广斌回到监狱后，只有那面被藏起来的五星红旗，还完好无损。没能救下这些人，无疑是一种彻骨的痛，是一份永远的遗憾。
笔者不由得想起，在峰峦如聚、波涛如怒中，烈士就义前的吟诵，仿佛穿行几千里，其声猎猎：故国山河壮，群情尽忘春……
四
革命者从不畏死，亦从不轻生。在狱中，江竹筠、黄玉清和曾紫霞，仅凭着记忆，就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段段背出来。关押在白公馆的谭沈明，只有高小文化，十年来坚持自学俄文与英文。唱歌、背诗、扭秧歌、自歌自舞自开怀，灰暗的天空下，小小的屋子里，却有一番炙热，令人心头发烫。
在笔者看来，这种精神和情怀是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来自东方的“罗曼蒂克”。人之所以愿意去追求那看似虚无缥缈的浪漫，在这浪漫背后一定藏着某种真正有分量的东西。等待是用时间来浇筑的，而希望便在时间上萌芽。他们不曾负理想，理想也不会负他们。
不久后，神州万里同怀抱，红旗插满全国各地，革命者立下的诺言一一实现。那些为虎作伥、鱼肉百姓之徒，被葬送在旧世界；那些辛劳一生却两手空空的人，真正站了起来。
天地转，光阴迫。多少年后，成长出来的，是一个繁花似锦的盛世。恍惚中，仿佛能看见革命者们年轻时的脸庞，他们当初想要的，应该就是现在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