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刘伯坚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二年3月4日，刘伯坚率部队转移突围，在一次战斗中，左腿中弹，失去行动能力，不幸被俘。面对严刑拷打逼供，刘伯坚誓死不屈。敌人又押着身负重伤、拖着沉重脚镣的刘伯坚从热闹的青菜街走过，前往第六绥靖区绥靖公署提审，想要借此威吓群众，瓦解刘伯坚的斗志。可没想到，刘伯坚一路上昂首挺胸，大义凛然，不断向街道两旁的群众微笑点头。

3月21日，敌人把刘伯坚押到城隍庙大殿，打算进行最后一次劝降。这一次，敌人仍旧一无所获，只能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处决刘伯坚。在临刑前，刘伯坚给妻子王叔振写下了这封绝笔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于大庾

刘伯坚，1895年生于四川平昌县。他从小目睹百姓的苦难，又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在1920年赴欧洲，一边做工，一边学习。

1922年，刘伯坚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随即转为共产党员。次年，刘伯坚再赴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

1926年，受冯玉祥邀请，刘伯坚回国任国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积极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来的部队。次年春，他与共产党员王叔振结婚。1927年夏，已经回到党内工作的他，被派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等一同学习。1930年，他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曾任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

1931年12月，刘伯坚参与国民党军第26路军宁都起义的联络指导工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后，刘伯坚担任该军团政治部主任，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

1935年，在被敌人囚禁期间，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留下了多封家书，还在被移送绥署候审室的当天，写下了充满浩然正气的《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他在家书中，把自己的一生总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并以“我为中国作楚囚”自豪。临刑前，刘伯坚写了最后两封信，他预言：“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能得到解放”，他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还在信中叮嘱亲人“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然而，这封绝笔信却没能交到妻子王叔振的手中。在刘伯坚写这封信之前，对党和革命无限忠诚的妻子已先他一步不幸牺牲。在刘伯坚英勇就义后，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如今，平昌县城北佛头山，矗立着一座23.55米高的刘伯坚烈士纪念碑。碑体似一朵拔地而起、直冲云霄的白玉兰花，如同刘伯坚那无私品格和一腔赤诚，在此处凝成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