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关于解放战争中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学术著作与文艺作品里，有的偏重历史大势的勾勒，有的偏重战场细节的描摹，可谓精彩纷呈。历史学家金冲及的《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三联书店）则以“战略”为视角，聚焦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雄才大略，深度探讨了这段史实与启示，以新颖的方式讲述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

本书详细讲述和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博弈过程，在较量中显出高下。在三大战役中，毛泽东因为敌人的战略动作而改变自己战略决策的情况并非没有，但是极少。正像书中说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不是在决战之初甚至决战之前就全都制定好，然后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战局的发展逐渐形成、随时调整的。毕竟，敌情要在战争实践中进一步掌握，战场内外环境的变化也不可能尽数预知。只是，对手的行动与计谋在这个逐渐形成、随时调整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反而比较小。在4个月零19天的战略决战中，唯一一次因敌方战略动作影响到毛泽东战略布局的，是从1948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国民党军在徐蚌地区进行的战线收缩。敌人的这个动作汲取了辽沈战役失败的教训，也的确给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战术的实施增加了一些困难，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决策者及时应对，立刻实现了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统一指挥下的联合作战。

毛泽东部署三大战役战略的根本特点是实事求是、辩证思维。正像书中引用粟裕将军所讲的那样：“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制定三大战役的战略都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做当前客观条件下能做、须做的事，做最能让客观条件越来越有利于我方、越来越不利于敌方的事。他特别重视一线指战员们的见解和主动性，因为一线指战员离战场的客观实际最近，对战场的客观条件掌握得最及时；同时，他的眼光又超越一线指战员，看到战争的大局、全局、新局。他多谋而善断，在情况还不清楚、条件还不具备时绝不匆忙做出判断和行动，而一旦根据充分的事实得出了判断、形成了决策，就绝不因为细枝末节的变化或一时的状况而动摇、改变。他善于在诸多矛盾中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解决困难，达成战略目标。他善于看到事情的本质，从底层逻辑思考问题、指导行动，力求每一个战略动作都取得实质性的战略推进。

在人民解放军兵力、装备等方面都不如国民党军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就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果断决定在东北进行主力决战。毛泽东看的从来不是“静止”的兵力对比，而是在实践中变化的、动态的、全面的实力对比。这个思路体现于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始终，从“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他的战略特征始终是积极应变、主动求变、稳健进取、制敌于先。

国民党反动派在三大战役中的战略强烈反衬了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智慧。从书中的材料可以看出，蒋介石应对三大战役的战略特征大致经历了从盲目自信、犹豫不决、赌徒情绪到绝望消极四个阶段。辽沈战役之初，他盲目地认为这是取得“剿匪”最后胜利的一战，但很快就因战况出乎他的意料而陷入犹豫不决的状态，表现在战略上就是在“退”与“守”之间摇摆不定，结果是大量的精锐部队被消耗在关外。这种章法混乱、自相矛盾的指挥延续到淮海战役中，也导致了黄维兵团的全军覆灭。就在黄维兵团危在旦夕的时候，蒋介石的心态从犹豫不决发展到了赌徒情绪，孤注一掷，寄希望于以“奇迹”翻盘，但奇迹没有出现，蒋介石最终陷入了绝望。

书中讲述了一个细节，就是蒋介石在1949年1月15日的日记里关于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的胜利只写了一句“已于今晨突入天津市内”。没有评论，没有思考，也没有对策。那天是星期六，按他记日记的惯例，当天应写“上星期反省录”和“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却都没有写。由此看来，作为国民党军队的独裁者，蒋介石此刻已经无法可想了，只能指责部下不听他的命令、没有忠勇精神，而且这一指责就指责了几十年，直到他去世。蒋介石的表现虽然看起来很荒谬，但并不是一个特例。读德国历史就会发现，希特勒在二战最后阶段其实也有类似的表现，这其实是战略思维偏误的必然后果。国民党反动派不仅站在了历史大势的对立面，而且遇到了毛泽东这位更高思维层面的战略大师，其结局必然走向失败。

从二者在同一时期的战略对比，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毛泽东在战略上的高超之处。唯物辩证法是最明快的哲学，也是最有力的哲学，真正掌握和运用这个哲学是项艰苦伟大的事业，更须有坚定的信仰、强大的意志和广博的情怀，而一旦实现，就达到了高超的思维层面。我们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神就神在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辩证思维。

读罢《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掩卷深思，正像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无数的革命、建设、改革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