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强调,“八个坚持”是对我国人才事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深化,要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在长期发展历程中,我军人才建设既遵循着“八个坚持”的基本规律,也有着自身实践特点,探索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独特做法。深刻揭示和准确把握这些特点规律,对于更好地贯彻落实“八个坚持”,加强新时代军队人才建设,开创人才强军兴军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遵循旗帜引领方向的特点规律,军队人才建设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人才建设必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解决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里他强调的第一位标准,就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决的执行力。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实质上无非是向党争兵权、争人事权,分裂红军,其结果严重削弱了红军力量,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改编时,国民党别有用心地提出八路军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蒋介石还企图派遣政训处长和3个师的军事副职,阴谋渗透八路军,削弱共产党对部队人事的领导掌控,想让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不同心、不同向、不同路。在关乎政治方向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我党我军与国民党作了旗帜鲜明的斗争,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牢牢掌握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权和对各级干部的任用权,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根本保证。实践表明,政治方向是人才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军队人才建设只有向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才能保证人才建设的方向不偏,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正因为如此,在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过去,也没有任何人能利用军队来达到其个人目的。
遵循使命决定价值的特点规律,军队人才建设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根本职能任务
军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军队人才建设必须服从备战打仗第一需要。军人的价值,归根结底集中体现在履行能打仗、打胜仗这一根本职能任务上。我军虽然不同时期担负的使命任务不同,但作为战斗队的根本职能始终没有变,聚焦备战打仗加强人才建设的根本导向始终没有变。革命战争年代,我军辗转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实践中锻炼人才。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革命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在长期战争环境中,我军把血雨腥风的战场当成经验获取的训练场,以战教战、边战边学,打一仗、进一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党培育了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善战的干部和人才队伍,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创造性地解决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如何快速培养大批军事人才等问题。长期的和平环境,使部分官兵产生了当和平兵、做和平官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彻底扫除与备战打仗要求不符的和平积弊,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抓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拘一格选贤任能,把善谋打仗的干部用起来,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实践表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军队人才建设必须聚焦提高战斗力这一根本指向,军事人才价值实现必须紧扣备战打仗这一根本职能。
遵循科技赋能增效的特点规律,军队人才建设始终注重向科技要战斗力
科技发展不仅推动战争形态演变、改变作战样式,同时也助推军事人员现代化进程。从历史上看,我军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随着武器装备改善和技术性兵种发展而逐渐深化的。1931年8月,徐向前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特种技术人才,各大炮、迫击炮、机关枪等简直是没有,甚至夺得敌人武器而没有人用,这的确是目前扩大革命战争时期一大严重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从日伪军处缴获的汽车、大炮等武器装备,也常常因为没有人会使用而成为累赘,有的甚至被迫进行销毁。为此,党中央适时领导建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还从根据地外引进了大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幅提升我军人才队伍的科技素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先后创办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工兵学校、测绘学校、安东海军学校等专业技术院校,为前线输送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初,为解决军队科技人才匮乏的问题,我党通过多种途径延揽海外留学人员特别是掌握尖端技术的人员回国,到1957年回国人数达到3000多人,形成了国防科技大军中的归国人才方阵。为应对世界范围的新军事变革挑战,1995年中央军委提出军队建设要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的口号响彻全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提出了“科技强军”“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等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掀起了科技创新热潮,有力推动了全军人才队伍科技素养提升。实践表明,科技是人才培养倍增器,只有重视发挥科技的赋能增效作用,才能抢占人才培养的制高点,掌握军事斗争战略主动权。
遵循需求牵引规划的特点规律,军队人才建设始终着眼实际破解突出矛盾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推进人才建设的突破口。我党我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根据人才建设的实际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办法,着力解决遇到的突出矛盾问题,不断提升人才队伍的数质量。建军之初,红军人才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缺人”,急需大规模“扩红”,创造“工农自己的军官队伍”。1934年9月,扩大红军数量的运动达到了高潮,苏区有17万青年参加了红军,占人口总数的1/15。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和人民军队的快速发展,我军干部数量不足和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矛盾日益明显。为此,我党一方面大力倡导工农干部知识化,同时把知识分子作为重要的革命的力量,充分信任、大胆使用,通过“容”“化”“用”“优”等政策举措,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军入伍,形成了数万青年奔赴延安的壮举。新世纪之初,为适应高技术战争和信息化战争需要,我军突出强调培养和造就指挥军官、参谋、科学家、技术专家、士官等“五支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人才建设取得新的历史成就,但“两个不够”的矛盾依然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为此,习主席要求全面实施人才强军战略,加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建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等四类重点人才队伍,推动人才建设水平整体跃升。实践表明,只有针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问题,才能使军队人才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
遵循创新激发活力的特点规律,军队人才建设始终适应时代发展深化改革、固本开新
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的领域,也是最具创新活力、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军事人才培养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比拼的是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我军在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高度重视通过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来激发人才的动力活力、提高军队战斗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创造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在部队建立起严密的党组织体系,使红军官兵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同时,为适应革命战争发展需要,初步建立了考绩、奖惩、培训和优待抚恤等经常性制度。抗战时期,我党系统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任免标准和程序,健全了干部交流调配、复员安置、保健福利等干部法规和人才政策,官兵学习、训练、打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民主精神、创新精神得到进一步激发。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创造了为人民立功劳的“立功运动”,开展了大规模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政策纪律观念,极大地增强了部队战斗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军创造了“郭兴福教学法”,把练思想、练作风与练战术、练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全军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培养了大批训练骨干和尖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着眼开发管理用好军事人力资源,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了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实践表明,改革创新既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激发人才队伍动力活力的必然选择。必须以创新精神推进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健全完善,充分激发人的创造活力,汇聚起强军兴军的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