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常奇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一名老兵，去年离世。今年6月，与父亲相熟的几位战友收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激动之余难免遗憾，对我说如果父亲也能活着见证建党百年，该是件多么高兴的事。

父亲健在时，常给我们几个子女讲当年他们那群热血青年投身革命、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往事，教育我们人生应有远大理想，并要为之奋斗终身。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不久，第二野战军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党中央决定从中央和老解放区选调一批干部，同时从上海、南京、苏南、安徽等地招收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相关地域掀起一股“南下热”，万余名进步青年积极报名参加。

父亲就是其中一员。1949年5月，在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求学的父亲回到老家安徽郎溪。因痛恨国民党腐败并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父亲决心投身革命，进入晥南革命干部学校学习。得知学校要挑选师生参加西南服务团后，青年学子深受“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感召，满怀革命激情，纷纷写下申请。积极上进的父亲有幸入选，随队到达西南服务团总部南京，被编入云南支队五大队。

出征之前，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为西南服务团作报告，坚定了这些青年奔赴西南、服务人民的信念。10月1日，父亲和战友在原“中央大学”运动场参加了庆祝开国大典的活动。第二天深夜，他们赶往浦口，登上“闷罐车”前往武汉，几天后转至湖南岳阳。当月下旬，云南支队在长沙休整扩编，组织上动员不宜长途行军的学员返回。父亲决心继续向前走，跟着队伍到西南边陲锻炼成长。

11月中旬，云南支队从长沙再度出发。到达湘潭后，因为路况的原因，云南支队决定把剩余的3000多里路程改为徒步行军，走的都是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大家身背背包，肩扛大枪，晴天烈日晒，雨天一身泥，相互搀扶练就了一双铁脚板。

雪峰山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是云南支队行军时翻越的第一座高山，因山顶常年积雪得名。云南支队五大队大队长黄志恒是位老红军，生活简朴，爱兵如子，组织给他配备的行军马匹，被他用来驮运大家的背包行装，或让体弱的同志乘骑。过雪峰山时，黄志恒的妻子已身怀六甲，他鼓励妻子拽着马尾巴艰难翻过了山。到达昆明后，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马尾巴姑娘”。

1950年2月，云南支队抵达云南省沾益县，与二野四兵团一部、五兵团一部及当地起义部队等共7000余人举行了会师大会。2月下旬，他们到达昆明市郊小石坝，结束了行军任务。这一场边走边学的“小长征”，不仅锻炼了父亲和战友的体魄，也锻造了他们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参与到军事接管、征粮剿匪、肃清反动残余势力等工作中去，与当地干部一起为西南地区人民政府的建立和日后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贡献。

父亲与几位战友负责接管当时的盐兴县政府，首要工作任务是征粮。云南山高岭崇，和平解放之初依然暗潮汹涌，国民党潜伏特务、残余匪徒和反动地主以大山为屏障暗中勾结。父亲与战友们在工作中不断积累战斗经验，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革命干部。

弹指一挥间，如今已过去70多年。父亲在世时，每每回忆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往事，都是一副自豪的模样。他常说，虽然西南服务团存在时间不长，但担负的历史使命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组成部分，父亲和战友也自视为新中国第一批支援西部的“青年志愿者”。他从没有后悔过将热血青春奉献给西南边陲，而是为自己有这样一段投笔从戎的激情岁月感到无比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