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名臣于谦在《静夜思》中写道：“豪华一去难再得，壮气销沉土一丘。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安用求。”大意是，富贵失去了固然难以再得到，但如果人的壮志消失了，虽生犹死。只要能保持名节，其他一切都不足计较。常令名节不堕地，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于鸿毛。于谦身居官位多年，始终清正廉洁，恪守名节，以至于死后家无余财。“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在明英宗被俘、人心惶惶之际，于谦甘作“救时宰相”，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主张立新君景帝以绝敌要挟，积极备战迎敌，使明室转危为安。在明英宗策动“夺门之变”时，于谦为顾全大局、巩固社稷，手握重兵却“屹不为动”，即使含冤入狱，也不作争辩。高高者天，皎皎者心，于谦不畏死、不顾生，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名节之于人，不金帛而富，不轩冕而贵。”人之名节不会因财多而增加，也不会因官高而提升。崇尚名节，当不忘平生之言，常养浩然正气；砥砺名节，应怀天下之志，不为一身之谋。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到耿耿丹心、精忠报国的岳飞；从坚韧不屈、秉持汉节的苏武，到不附权贵、铁面无私的包拯，一个个都是在风斜雨急时持镇定之操守、忘名利之诱惑，尽显名节之美。

名节蕴含着立身之本、生命之魂、为政之道，绝不是可以买卖的东西。有志之士宁可在清水里当沉泥，也不愿在浊路上当飞尘；无节之人则相反。唐代司农卿赵履温，巴结权门，一心讨好安乐公主，不仅帮其抢夺百姓田园建定昆池，还经常不分早晚为其拉牛车。南宋末年，湖州副州官蹇材望在元兵即将攻城之际，带着刻有“大宋忠臣蹇材望”的锡牌假装投水报国，其实是出城投降了。这些人为了虚名微利，不惜名节，追逐纷华，早已臭气熏天、丑态百出。

清浊必异源，凫凤不并翔。不一样的人格映射不一样的天地。名节好比易碎孤品，容不得半点马虎；如林中甘泉，少不得积聚蕴蓄。一旦受损，真宰渐无。长此以往，或是非不明，或荣辱颠倒，或利令智昏。一定意义上讲，能否常令名节不堕地，就是区分高尚庸俗之人的分水岭，就是衡量德高品劣之官的试金石。

崇尚名节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亦为滋养民族灵魂的厚德文化。先辈英烈尤重名节，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着名节的底蕴，传递着名节的温度，把名节熔铸成特有的政治品格。甘肃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王孝锡，浴血播火，“我的主义，驱使我不能一刻停留”，在通往刑场的路上，身上被刽子手砍得遍体鳞伤，仍高呼“共产党万岁”。抗日英雄赵伊坪，在与日军激战时落入魔掌，虽然遭到严刑拷打，依然英勇顽强，“我宁可站着死，不低高贵头”，直至被敌人放火烧死。新中国成立初期，钱学森被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扣留5年，期间他不为迫害所惧，不为利诱所惑，心心念念冲破藩篱归故国，最终为党的事业奉献一生……这些人用喷涌的鲜血、无畏的勇气铸就的名节，气贯长虹、光照日月，成为党史军史中鲜亮的底色。

珍惜名节既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也是成长进步的必修课。然而，个别同志在珍惜名节上，做得还不尽如人意。有的不在练兵备战上谋打赢，而在琢磨领导的“意图”上费心思；有的虽能笃行一时，但不能持之以恒，随波逐流，重“名气”轻名节；有的被诱惑于“始”，蜕变于“隐”，趁机钻空子，入“圈子”，在义利纠结中迷失自我。行有愧怍，节操自当受损；心机不正，人品定会蒙羞。如此，还想撑起一个大写的人字、逃出历史的公议，岂不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

“花不知名难品第，竹因有节更清高。”为官为将者应时时吝惜名节。涵养名节，贵在坚守；保住名节，难在坚持。党员干部只有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常令名节不堕地，才能在“练”字上心无杂念，在“战”字上奋勇当先，不忘初心、不改初衷、不移志向、不丢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