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内影视界创作推出了多部主旋律题材电视剧作品，生动、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奋斗历程。《觉醒年代》《中流击水》《山海情》《大决战》《伟大的转折》等电视剧作品在叙事上呈现出新的特点，对革命历史的表现更具深度和新意，也赢得了众多年轻受众的青睐。

强烈的历史自觉

近期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着力探寻革命战争历史的深处与细部，体现出强烈的历史理性和自觉。基于对党史、军史的熟稔，创作主体将历史视角扩大并前移，切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实践，充分展现那个风雨如晦、复杂残酷的历史时段里，中国共产党的艰辛探索，展现革命先烈们忠贞的革命信仰和理想情怀。多部电视剧作品将叙事的重点放在革命处于低谷和转折的关键时段，使故事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冲突和戏剧张力，剧情精彩好看、跌宕起伏，亦展现出创作主体高度的历史自觉和自信。

电视剧《大决战》的创作正是基于这种视角前移的历史观念，和已成为经典的电影版《大决战》“三部曲”拉开一定距离。电视剧《大决战》没有将叙事起点定位在决战时刻，而是将叙事时间整体“前置”，以重庆谈判作为开场，将一组毛泽东在飞机上俯瞰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的镜头作为全剧颇具隐喻性的叙事原点。在这组镜头中，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濒于内战边缘的大动荡图景得以清晰呈现，与毛泽东身处高点的俯视镜头形成了精妙而寓意深长的反向对位。该剧的叙事展开颇具匠心，用了将近8集的篇幅，既反映了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战役后的低潮期中为鼓舞士气开展的“诉苦运动”，又反映了我党在东北广泛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还呈现了国民党军进攻占领延安等剧情。这些“漫长”的铺垫看似与“大决战”无涉，实际隐藏着日后共产党领导发动辽沈战役、实施战略大反攻的重要伏笔。共产党依靠“诉苦运动”和土地改革在东北地区获得了大量的兵员、充足的物资储备和扎实的群众基础；而反观对手，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险恶用心充分暴露的过程，实际等同于向外界宣布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博弈和国际道义上的破产。

电视剧《大决战》对“决战前的低潮”颇具匠心的艺术处理，为后面剧情的反转做好了铺垫，欲扬先抑的叙事策略不仅使得剧情更富戏剧性张力，而且更加贴合历史的真实，凸显出历史本体与剧作文本的同构性，也使观众获得了更加震撼的审美体验和更加深刻的观剧感悟。

与之相类似，今年初开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开篇亦有着从“历史低点”切入的布局结构。其开场以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作为全剧叙事的楔子。共产党早期的先驱们也正处于探寻、摸索革命道路的艰难状态中。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晦暗现状和前途命运感到困惑、焦虑，而当时根本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以作为革命救国的参照。如此，该剧第一集仅两个叙事段落下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陈独秀、李大钊东京起誓共寻救国路），不仅有了“未成曲调先有情”之韵味，还奠定了全剧的总基调并设置了最大的悬念：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先驱们将如何找到拯救国家和人民的正确道路？

与《大决战》“低点”开场之后一路凯歌高奏不同的是，《觉醒年代》的“低点”叙事在全局中屡有反复。全剧第二个“低点”则是剧情进入到中段。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命运之“措置”，对中国的利益及国格都是极大损害和侮辱。这也是全剧的叙事转折处，因它直接引发了剧情后半段的高潮——五四运动的爆发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整体看，《觉醒年代》从1915年国家命运的历史“低点”起步，而后则是对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精彩描绘，然后又进入“低点”——巴黎和会协约国对中国主权利益的分割。两个“低点”间插入一个“高潮点”，前后文本相互照应，整体剧情跌宕起伏，让观众看后直呼过瘾。同时，主创者如此的叙事安排也让观众看到革命者在认识真理和实践真理过程中走过的曲折道路，看到革命者为救国救民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巨大牺牲。

革命的青春主题

回望百年党史，无论是战争年代抛洒热血的革命者，抑或是建设、改革时期锐意进取的创业者，他们大多是风华正茂、勇于拼搏的年轻人。今年播出的众多主旋律题材电视剧作品，大多数讲的都是年轻人的故事。如在电视单元短剧《理想照耀中国》里，我们看到的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故事。即便是第二单元《守护》，主角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但其背后站着的却是老人的儿子——当年正年轻的革命先行者张人亚。

在《觉醒年代》里，我们甚至可以借助“青春”这个主题词，看到国家、个人与革命之间的某种同构性。首先我们看到了1915年那个刚结束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国依旧孱弱不堪，军阀乱政、外强霸凌、国力衰弱……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无数进步青年和先进知识分子渴求并寻找着救国救民的崭新出路。此处，新生政权之青春与革命者之青春达成同构。

青春是激越而无畏的，我们看到当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创办起《新青年》杂志，勇敢地竖起了反封建的旗帜，在文学、哲学、教育等方面向封建思想发起了猛烈抨击，在当时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大潮。我们在剧集中能看到早已不再青春的蔡元培的书柜里竟然放有“炸弹”，那是他年轻时为反抗清廷而自制的武器，亦算是蔡元培独特的“青春记忆”。

然而，青春又是焦虑和无助的。在《觉醒年代》里，我们看到因巴黎和会上列强瓜分中国主权，年轻的北大学子郭心刚因此而一夜愁白了头；看到了民主进步人士易白沙苦寻救国之策而不得后的精神幻灭和殉道式的自戕……《觉醒年代》中的这些青春人物是文化领域的精英，他们用青春的激情寻找着救亡图存的道路。而其中的一些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并不仅仅满足于理论救国，他们勇于将理论用于寻找救国道路的实践，不畏艰难牺牲，终于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双重磨砺中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代表。此处，革命事业之青春与革命者之青春又形成同构。

无独有偶，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电视剧《山海情》，也是一场年轻人谱就的时代颂歌。《山海情》是一部聚焦“小人物”的、用平民视角和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国家叙事”的写实作品。剧集将穷乡僻壤、荒滩戈壁这一本无法产生太多审美感受的地理空间作为叙事的展开地，将一个对口扶贫的真实故事娓娓道来。故事的主角是刚从农校毕业不久的年轻扶贫干部马得福。他深入宁夏农村，带领广大村民艰苦开荒，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将西北荒原变成了“塞上江南”。电视剧中，马得福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太难了”。然而，不难，怎能表现环境的艰苦；不难，怎能表现创业的不易；不难，又怎能体现千千万万年轻下乡干部们在国家脱贫攻坚事业中献出的青春和创造的辉煌成就。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这是李大钊先生27岁时所写文章《青春》中的一段话。这段质朴而不凡的“致青春”的表达，正好可以概括出上述作品所呈现的艺术共性和青春特质。

保持严谨叙事态度

整体而言，近期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创作，在叙事上屡有创新和突破。但仍须提高对细节的把握水平，始终保持严谨严肃的叙事态度，力争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的平衡。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对影视剧创作而言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富矿，也是必须严肃、审慎对待的重大题材。创作主体在充分吸收、借鉴叙事艺术的诸多新方法、新元素、新表达的基础上，更须秉承深切的历史自觉和严肃、严谨的创作态度。如此，才能将有着深厚历史和政治意蕴的重大题材转化为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年受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故事，让主旋律叙事更加有效、有情、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