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钱学森传》记载，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全体委员。钱学森收到的请柬上写着他的席位在第37桌，到了宴会厅后被工作人员领到了第1桌，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侧——就是我国传统中第一贵宾的位置。这充分体现出党和国家对人才的渴求和重视，点燃了更多海外科学家回国工作的强烈渴望。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悠久传统，也是一个百年大党励精图治的制胜之道。回顾我党我军的历史，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故事，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周恩来把科学家当作“国家宝贝”，邓小平当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朱德月下追回电台技术员，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聂荣臻主持拟定“科学宪法”……正是凭着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我们党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一起，凝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

延安时期，党中央专门制定优待文化技术干部条例，提出“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边区政府拿出财政总额的2/3用于保障知识分子生活，这在当时几乎是“倾其所有”。那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津贴每月不过10元，音乐家冼星海的津贴费是每月15元，著名学者何干之的待遇是“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

人才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制度的竞争。延安时期，正是理想信仰的感召加上“抢夺知识分子”的强烈意识和深得人心的好政策，吸引了无数知识青年“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诗人何其芳描绘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景象：“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是龙就让它闹大海，是虎就让它啸山林。”对人才最重要的关怀，就是让他们都能施展才干、实现价值。当年，习主席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期间，拟写100多封“求贤信”、制定“人才九条”、深夜“扯开嗓门”喊人才……许多惜才爱才的佳话广为流传。比如，他经多方征求意见并与主要领导沟通后，在常委会上，提议非中共党员的贾大山担任文化局局长。在那个年代，党外人士在县里担任部门正职，在正定历史上绝无仅有。

“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很多人才一方面才华横溢，一方面个性十足。所以，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而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1942年4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毛泽东约请剧作家塞克来自己的窑洞聊天，想不到塞克以“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为由拒绝。毛泽东闻讯后，下令撤去塞克必经之路上的所有岗哨，自己则在窑洞前的山坡上遥遥相候。

聂荣臻元帅主抓全国科技工作期间，不但生活上关心科技干部，而且工作上支持他们，政治上信任他们，真正做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次导弹发射测试，厂房里一切正常，到发射场后导弹箱体却被压扁了一小块。钱学森经过仔细检查，认为没问题。但是，现场相关领导却不敢签字。事情报告到远在北京的聂帅那里，聂帅同意钱学森的意见。第二天，导弹如期发射，结果完全成功。这件事情让钱学森记了一辈子，因为他感到聂帅真正做到了“技术上由你钱学森负责”。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搞现代化建设、抓军事斗争准备，固然离不开经费和装备保障，但最核心的是人才问题。全军应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积极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从“心”出发爱才敬才，用尊重人才、培养人才、关爱人才的实际举措，努力造就更多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优秀军事人才，牢牢把握决定战争胜负的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