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版:长征副刊 PDF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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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在掌上阅 亮剑弹指间

应该记住他们


■郭 华

小时候,村子里的小学没有五六年级,需要到邻村读“高小”,上学来回走过京(北京)大(大名)公路。路南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形沟壕,沟壕里面是同样圆形的土墙遗址,那是当年日本鬼子的炮楼。老人们说,就在炮楼西面不远处,八路军打过一次非常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一百多个日本鬼子,指挥战斗的是八路军的赵司令。

这个地方原本是没有炮楼的,因为赵司令指挥的伏击战把鬼子打怕了,鬼子才在这个地方修了一座炮楼。

放学时,每当走到炮楼附近,我总要停下来,以我从电影里、课本上和连环画中看到的抗日战争的情景,想象着那次伏击战。久而久之,我甚至懊悔自己出生太晚,没有赶上抗日战争。如果生在那个年代,我一定会从敌人手里夺一支枪,隐蔽在公路旁边,只要有鬼子走过,一枪消灭一个……说不定还能动员小伙伴们成立一个游击队,然后一起去投奔赵司令。

成年之后才知道,赵司令叫赵义京,是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发生在我们村口的那次伏击战,是在1940年6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前夕,日伪军加紧修筑德(州)石(家庄)铁路,企图以此切断冀中与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7月初,抗日军民在7日之内,将景县南部青兰附近的路基全部破坏,同时还破坏了5条公路。敌人为保护修路,并报复抗日军民的破路行动,出动了大量兵力进行“扫荡”。赵义京接到内线的相关情报后,于7月25日夜,率分区武装会同军区第25团,埋伏于武邑、衡水间的苏正、苏义地区。次日凌晨,驻衡水日军川井大队100余人来犯。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遭到劈头盖脸的猛烈打击,没等醒悟过来,即全部被歼。战斗中,赵义京与25团团长李林,身先士卒,挥舞着战刀冲到马拉的火炮前,连连砍倒敌人,夺得大炮。战斗仅用9分钟便告结束,缴获战马9匹、火炮一门、机枪两挺。这次战斗被第129师评价为“创造了在平原地区迅速、干净消灭敌人的伏击战的范例”,并受到八路军总部通令嘉奖。

我也是成年之后才知道,战争并不是童年时想象的那样好玩,那样简单,那样可以随意自我表现。它比任何残酷的描写都更加残酷,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流血和牺牲。

1943年,冀南的抗日斗争形势空前严峻。遵照上级指示,第五军分区的主力部队暂时撤到了太行山区。赵义京和副司令员陈耀元带领少数部队留下来,继续坚持敌后斗争。8月27日,第五军分区和地委在武邑县城东律寨村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反“扫荡”工作。参加会议的有第五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李尔重、专员任仲夷、司令员赵义京、副司令员陈耀元、参谋长陈明义、武装科长牟海秀等200多人。日军从辛集、故城、枣强、龙华等地,通过火车、汽车调运来日伪军2000多人,对五分区与会人员实施合围。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会议当天晚上,全体人员即转移到石德路南的小白庄;29日晚又转移到枣强县霍杨庄,还是未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与敌人交火后,赵义京沉着指挥大家突围。30日下午2点左右,突出重围的赵义京、陈耀元与地委书记李尔重等十几名同志冲到江官村北、清凉江南岸时,再次遇到了日军骑兵,当即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赵义京夺了一把东洋刀,一口气砍杀了六七个日军,但自己也被刺伤。警卫员要背他后撤,他把文件包递给警卫员:“不要管我,快把文件带出去!”警卫员只好含泪离开。赵义京在指挥重新突围时,被敌人的机枪射中,壮烈殉国。

和赵义京一起牺牲的还有副司令员陈耀元。为了纪念两位烈士,经上级批准,枣北县改名为“赵陈县”。

整整40年之后,我在衡水地区做共青团工作。枣强县的团员、青年自动捐资,在当年赵义京和陈耀元烈士殉难之地,修建纪念碑。也是在这时,我搜集所有能找到的赵义京烈士的资料,追寻他短暂一生的脚步。

他是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到达陕北时,他已是一名优秀的红军营长,被选送到抗日军政大学深造。毕业后,他随八路军第129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8月,第129师东进纵队在衡水、武邑、景县一带,收编了以华北人民抗日联军3个支队为骨干的群众自发组成的抗日武装,建立了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并任命其中最大的一个支队首领葛贵斋为司令员。第五军分区能否巩固并打开抗战局面,关键看能否尽快改造好这支武装力量。为此,冀南军区请求师部派一位得力干部前来。这时,刚随刘伯承师长来到冀南的第129师师部作战科科长赵义京,成为最佳人选。

那是一个烽火遍地、“诸侯”蜂起的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南逃了,日本鬼子还没有完全占领冀南。所以,一些有民族正义感或者没有正义感,但手里有杆枪甚至连杆枪也没有,只是企图浑水摸鱼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树起招兵旗,自称“司令”或“县长”。我们那个不足20万人的小县,最多时居然有5个司令、3个县长。

景县人葛贵斋就是那个背景下的一个司令。与其他地方武装不同的是,不仅葛贵斋本人有正义感,他的军师刘甦更是很早就受到了我党的影响,要求进步,真心抗日。另外,当时共产党人刘建章受组织委派,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名义回到冀南开展抗日活动。葛贵斋的队伍在被冀南军区收编之前,就已经接受了刘建章领导的改组。尽管如此,他们的政治素质、思想作风,特别是旧习惯,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的,这一点赵义京心里非常清楚。当时五分区机关驻在武邑县县城南关,他带了一个警卫连走马上任。到任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五分区干部、战士的伙食不一样,干部吃白面,战士吃小米。赵义京当即宣布:“随我来的这些干部战士,不分等级,一律吃小米!”

上任伊始,赵义京就用实际行动告诉部队,什么是八路军的作风。而且他始终严于律己。他牺牲的那一年正是冀南大旱,不仅战争环境空前残酷,生存环境也到了饿殍遍野的地步。从春到秋8个月没有下雨,颗粒无收,他和战士、群众一样吃糠咽菜,甚至用树叶充饥。由于工作繁忙,又缺乏营养,赵义京身体虚弱,浑身浮肿。同志们心疼他,用6斤小米换了一只鸡,要他补补身子。他坚决不肯,硬是把鸡退了回去。

赵义京知道,要想让这支队伍脱胎换骨,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红军的优良传统改造部队。为此,赵义京首先在分区领导层统一了认识,然后着手建立各级政工组织。政工人员深入到连队,把思想政治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他还亲自给干部、战士讲课。这位抗大毕业生才识过人,视野开阔。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全国抗战形势、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重大问题,被他讲得幽默风趣、深入浅出。一腔热血的战士们,过去哪里听过这么深刻的道理,而这些道理从赵义京口里讲出来,他们听得入耳入脑,部队的政治面貌日新月异。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刘建章同志的家乡担任县委书记。这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铁道部部长的老共产党员,当年单枪匹马回冀南,成功地改组了葛贵斋的队伍后,出任冀南五专署专员。我去看望他的时候,老人几乎每一次都谈到赵义京。他说:赵义京同志非常优秀。因为他脚很大,开始战士们叫他“赵大脚”。听他讲过课之后,一致管他叫“大学教授”。

1939年夏天,正是麦收时节,敌人十分猖狂,肆无忌惮,频繁出动抢粮,赵义京决心要教训一下敌人。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他深知这一仗必须巧打。他率4个连队预先埋伏好,然后派县大队前去诱敌,敌人果然尾随而至。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部队的射程,赵义京一声令下,4个连队和县大队一起开火,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这一仗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夏收,而且证明五分区的部队已经成为一支拉得出、打得赢的人民子弟兵。这支队伍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越战越勇,不仅成为五分区军民的主心骨,还先后5次成建制向上级正规部队输送力量。

赵义京率领第五军分区的指战员打了许多恶仗、胜仗,粉碎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扫荡”。战士们信服他,愿意跟着他打仗。老百姓赞颂他,到处传说着他的英雄事迹。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到夏天的夜晚,家乡街头乘凉的人群中,赵司令依旧是久说不衰的话题。

青年朋友们捐资修建的纪念碑落成那天,我参加了他们的集会。许多应邀参加集会的八路军老战士,抚摸着纪念碑热泪盈眶,他们不停地念叨:司令员,后人还记得你们!

2000年冬天,我到广州拜访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请他为新建的衡水烈士陵园题词。谈话时,我提到了赵义京。他说:我们是老战友,那次我突出来了,他没有突出来,牺牲了,现在我们和他爱人还有联系。老人对于赵义京的事迹如数家珍,他告诉我:赵义京初到五分区时,先后任参谋长、副司令员,若论资历和工作能力,司令员葛贵斋自然不能和他相比。但他丝毫不计较这些,真心实意地协助葛贵斋工作。直到葛贵斋脱离革命队伍,赵义京才担任了司令员。1940年8月,新编第9旅旅长桂干生兼五分区司令员,赵义京改任副司令员,他依旧心甘情愿给桂干生当助手。后来新9旅撤销,赵义京重新担任了司令员。1942年12月,范朝利调任第五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再次改任副司令员,他仍旧踏踏实实地工作,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牢骚。1943年8月,范朝利离开根据地,赵义京是第3次担任司令员了。老人感慨地说:能这样豁达地对待个人职务的升降,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我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干部,不仅知道赵义京,而且熟悉他的事迹,任仲夷同志对此非常高兴。他慈祥地看着我,认真地说:应该记住他们。

赵义京、陈耀元烈士纪念碑建成35年之后,我再次来到江官村,第一眼看到的是进村街道的街牌上,醒目地写着“赵陈路”。

因为当年青年们捐资修建的水泥纪念碑已经残破,枣强县对赵义京、陈耀元烈士墓进行重新修葺时,复建了纪念碑。草白玉的基座上,耸立着青石碑体,古朴庄重。纪念碑周围栽种的32棵塔松,代表了同时牺牲的32名烈士。他们还建成了“赵义京、陈耀元烈士纪念堂”,以丰富翔实的图片、资料,展示了烈士光辉的一生和不朽的抗战精神。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纪念堂,发现在展牌上面挂起了一大块红布,上面写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红底金字,格外显眼。乡里的领导告诉我,经常有单位组织党员到这里来参观,并重温入党誓词。一边是烈士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画面,一边是入党誓词,在这样的氛围中更加理解了党的初心,更加明晰了以什么样的精神去践行初心。烈士的英名和烈士的精神,在每一位参观者心里也更加鲜活。

京大公路改为沥青路面时,路线迁移了,原来的公路变成了田间小道,炮楼的遗址早已荡然无存。但每次回老家,我都沿着小路去当年伏击战的地点看看,那里承载着我童年时的敬仰和梦想。虽然先前的地形地貌全部消失,可我依旧能够准确地找到我要找的地方。当年伏击战的两名指挥员,赵义京和冀南军区第25团团长李林,血洒抗日战场。赵义京牺牲时29岁,李林牺牲时26岁。两个人的名字一同镌刻在国家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的名录中。

我登上一处旧的砖瓦窑,放眼祥和安宁的村庄和丰收在望的田野,耳边情不自禁地响起小时候熟悉的电影插曲: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我们确实应该记住每一位烈士,记住他们,他们就活着,“烈士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不是一句空话。

记住,就是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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