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讲：“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如何处理公与私的关系，这是一个古老命题，也是一个为政难题。

说是难题，其实也不难。自古以来，“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家则不言货利，是最起码的为官品德和从政操守。公私不分、私欲熏心、以公谋私，既为百姓所不容，也难逃法纪的惩治。

春秋时期，晋文公有一次问咎犯：“谁可使为西河守者？”咎犯举荐了自己的仇人虞子羔，晋文公十分不解。咎犯说：“君问可为守者，非问臣之仇也。”后来，虞子羔前去见咎犯并道歉说：“幸赦臣之过，荐之于君，得为西河守。”咎犯说：“荐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义。”

无独有偶。南宋政治家史浩打算举荐陈之茂升任郡守，而陈之茂曾经贬损过史浩。皇上不解地问：“卿岂以德报怨耶？”史浩淡然答道：“臣不知有怨，若以为怨而以德报之，是有心也。”后来史浩又举荐严重诋毁过自己的莫济，并解释说：“臣不敢以私害公。”

咎犯和史浩公私分明、公而忘私，难能可贵。不以私事害公义，这是为政者的本分，但做起来并非易事。《新唐书》中讲，徐有功与皇甫文备一同断案，却被其诬陷放纵逆党。多年之后，“文备坐事下狱，有功出之”。许多人不理解，徐有功说：“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善哉，斯言，秉公用权，秉公执法，法令则行。

公与私虽然泾渭分明，但也并非水火不容。然而，正直之人绝不会假公济私。《说苑》记载，吴王阖闾准备起兵伐楚，为伍子胥报杀父之仇。伍子胥得知后，赶紧进谏说：“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最终停止发兵。文章最后评价说：“如子胥可谓不以公事趋私也。”

“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字。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官小，人也望风畏服。”不以私事害公义的人，必然为世人所敬仰，终将被历史所铭记。《新序》中讲，晋平公路过九原时感叹说：“嗟乎！此地之蕴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将谁与归乎？”随行的叔向说应该是赵武，晋平公指其偏袒自己的老师。叔向解释说：“臣敢言赵武之为人也，立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所举士于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无私德也。”

公私问题是一面镜子，能照见为政者的人品高下、官德高低。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曾问白圭：“魏文侯名过于齐桓，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说：“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于桓公也。”接着又说明功不及五霸的原因：“以私爱妨公举，在职者不堪其事，故功废。”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心存私心杂念，有贤人而不用，岂能成就千秋大业。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翻开《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一条便是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开国大将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后一出来工作，便不顾身患疾病、年老体弱，一心为老干部“平反”，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自己的“冤假错案”还没解决。公权公用，大公无私，去私行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群众心中矗立起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公与私的背后，往往是义与利、是与非、情与法、亲与清、俭与奢、苦与乐、得与失的较量，一旦“私”字占了上风，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公私界限本应如楚河汉界，一清二楚。然而，个别同志仍心存侥幸、触碰红线，恣意输送利益，以公帑入私囊，践踏党纪国法，最终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所重者家国大义，所轻者个人私利，这是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所在，也是民族复兴的前途希望所在。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作为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共产党人，一定要心底无私、天下为公，党群一心、勠力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光辉业绩。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第902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