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生死攸关之际。1934年底，湘江战役，空前悲壮，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进入贵州境内，红军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兵力悬殊为长征以来之最。

这是命运转折之机。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智取遵义城，中共中央随即召开为期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的命运之舟历经曲折后，终于峰回路转、绝地逢生。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我走进革命圣地遵义，来到了景仰已久的遵义会议会址，一种朝圣般的感动油然而生。

遵义会议会址大门正中高悬巨匾，毛泽东1964年手书的“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苍劲有力。这里不仅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波澜壮阔革命征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走进大门，穿过过厅和青砖铺就的天井，一幢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映入眼帘。历史教科书上的照片，顿时化作眼前的立体呈现。

1935年1月初，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这幢小楼，原系国民党第25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是当时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建筑，如今依然透着清幽与雅致。沿着木质楼梯拾级而上，二楼的一个小客厅呈现在眼前。长方形的屋子里，20只木边折叠靠背藤椅围在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周，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用的火盆。当年，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就是在这里激烈地讨论着红军以及中国的未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个仅有几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召开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审议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最终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根据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展陈的陈云手稿记载，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于2月3日至9日召开扎西系列会议，确定新的战略方针；解决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指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向全军进行传达，彻底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苟坝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为了实现这个生死攸关的转折，毛泽东付出了巨大努力，进行了不懈斗争。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毛泽东从湘南与“左”倾领导者的争论开始，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对“左”倾错误的进一步斗争，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其实，早在长征开始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在做准备，开始以自己的思想、观点逐步影响、争取一些领导同志，告诉他们中国革命应该怎样走向胜利，怎样避免失败。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一票。后来，我就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行军。毛泽东便利用此特定环境，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达成思想统一。长征之前形成的“三人团”，即博古、李德、周恩来，要通过遵义会议检讨湘江作战的损失。这时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要通过遵义会议检讨湘江作战的失败，并把它扩大到检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最终导致要求红军指挥层发生更迭。

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写道：“如果有人要问：那个年代毛泽东同志最伟大之处在哪里？我的回答是：那种极为珍贵的历史自觉。所谓历史自觉，既包含对历史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更包含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正是以此为基础，我们才真正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著名作家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个人如此，政党、国家同样如此。每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我们党的领导人总能以正确的选择来从容应对；每一次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党的领导人又总能团结一致共渡难关。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正是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这也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在于始终保持了一种珍贵的历史自觉，自觉把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从而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次会见外宾时说：“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遵义会议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一个党的命运以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正是从这里出发，中国共产党人敢为天下先，创造性地调整军事路线、实行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方针，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探索出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

回望渐行渐远的遵义会议会址，我的思绪还沉浸在历史的岁月里。今天的我们，站在革命先辈们的肩头，不再是一穷二白，无须再捉襟见肘。然而，前进的道路并非总是一条坦途。我们依然需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去排除万难、奋力开拓，努力创造中华民族的光明前景和灿烂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