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者薛瑄在《薛文清公从政录》里写道：“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谨言语。与人居官者言，当使有益于其身，有益及于人。”其意是告诫为官之人，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少搞一些和本职工作无关之事。时至今日，这句话对党员干部仍有警示意义。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为官者身负为民造福之责，就是要专心致志，修政立事，少做无关之事，多尽拳拳之心。只有聚精会神，心思不移分毫，才能不负百姓之盼，不愧为官之道。

“盖佐治者，就事论事，尽心于应办之事，即可无负所司。”古人认为出仕为官要担当任事，尽心本职，这样才不会出现什么差错。纵览史书，不少名臣贤士都是殚精竭虑，恪守职责，全力办事。汉朝时期河内郡太守周亚夫，驻军细柳，头戴盔甲、手持兵器，始终保持一副备战状态，前来慰问的皇帝车队也不能在军营随意奔驰，这样的“真将军”，匈奴安敢偷袭？南北朝时期，著名循吏宋世景在河南任荥阳太守，经常“坐于厅事，未尝寝息”，县吏及普通百姓到衙门就能找到他，没有早晚的区别。唐朝安史之乱期间，杜甫投奔唐肃宗，任左拾遗，位低权轻，但莅事以勤，尽职尽责，留下了“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的感人诗句。这些为官者不图安逸，摒弃了“声色饮燕不急之务”，省却了不必要的人事应酬，集中精力处理政务，留下了值得称道的政声政绩。

做官当以夙兴夜寐，尽心为急。如果既想享受为官的丰厚俸禄，又想保持闲散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两全其美”恐怕只会被贴上窃位苟禄的标签。唐朝官员元稹曾奉命检视县囚，敷衍塞责，趁机游山玩水，“贪缘稽首他方佛”，对县囚之事无暇详究。清朝名臣梁章钜对此甚是鄙夷，告诫世人“国家安赖有此人哉，此则小人明目张胆，自许癫狂者，吾辈断不可如此”。清代第一贪官和珅，身为军机大臣，在其位不谋其政，迷恋名利之事，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最后落了个抄家赐死的下场。可见，好逸怀安，一旦政令日弛，定有官声之毁；不尽其责，倘若沾染声色货利，便是积弊之源。

“言语知节，则愆尤少；举动知节，则悔吝少；爱慕知节，则营求少；欢乐知节，则祸败少；饮食知节，则疾病少。”一定的节制既是君子自我修养的不二法门，也是官员本分做官的灵丹妙药。可以说，尽心外事则易动名利之心，好生取巧之念，难避是非之情；溺于外事则精力必减，意气必昏，肢体必倦。长此以往，定会不务正业，必怠其工。

当然，“简外事”不是一味提倡减到无，而是不误主责主业，不负职责使命。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优秀的领导干部皆是用时间的刻刀，不停地雕琢自己有价值的人生。开国大将粟裕，终生不喜棋弈、牌局、跳舞，只对军事专业如痴如醉。对为官为将者而言，成功的背后都是永不停息地谋主业、长本领。

璀璨烟花，一时绚烂；流深静水，涓涓不息。如果抖不掉身上浮躁的尘埃，耽于玩乐，应接不暇，终会荒废光阴、所获不多。对军人而言，舍不得出力出汗，总想在推进练兵备战的重要时刻享受惬意，结果只会在锐气渐减中蹉跎岁月。事实警示我们，倒在暇逸之事的温床，就容易失去努力的目标；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就会胡思乱想，最终陷入徒劳无功、无所事事的恶性循环。

周恩来同志曾讲：“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军队党员干部只有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多倾注在打赢事业上，把日拱一卒、久久为功当作工作常态，做投身强国强军伟业的搏击者、奋进者、开拓者，才能在日积月累中练就制胜强敌的硬核本领，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