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当年有“南陈北李”之称。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字学家、音韵学家、书法家，尤其是在书法理论和实践上造诣精深。中共早期机关刊物《向导》报名即出自他手，外秀内刚，颇有时誉。李大钊一生矢志追求革命真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其书法功底也非常深厚，虽奔波革命，仍临池不辍。

线条洒脱 字势雄逸

陈独秀早年用功于篆书。寓居杭州时，马一浮说他“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

陈独秀的书法碑帖结合，篆隶行草，各体兼备。留学日本期间，人们即视之为“搞汉学、写隶书的人”。他传世的翰墨多是羁押狱中及蛰居江津时期所写，或诗稿、或书札、或对联，以行草为主，夹杂大小篆书，率性而作，不为成法所羁，行笔随意，线条洒脱，字势雄逸。他曾在陋室中书行草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1935年，《题刘海粟作古松图》诗“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表现出心不拘于物，返归自然本真。1941年，他于四川江津书自作诗《对月忆金陵旧游》赠台静农：“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笔墨沉着苍莽，疏朗高古。台静农誉之：“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这些书作，彰显出陈独秀的艺术天分和文化底蕴。

陈独秀不自诩为书法家，亦不以专业书家名世，但他深谙书法理论。他认为写字如作画，既要有天分，也要有功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

民间还曾流传“陈独秀一句批评，沈尹默终成大家”的故事。1909年，沈尹默的书法已颇有成就，但陈独秀看了他写的自作五言古诗后指出：“字流利有余，深厚不足”“其俗入骨”，建议他在娴熟清醇的帖学基础上，参以沉雄苍拙的北碑，以改变柔弱媚俗的笔法。沈尹默择善而从，苦习碑体，终成一代书法大家。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是一位从旧时代脱颖而出的爱国知识分子，饱读诗书，学识渊博。1917年，为唤醒民众、觉醒时代，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散文《青春》，由自然界的春天，联想到生命的春天，期冀中国重现政治的春天。后参与编辑《新青年》、创办《每周评论》，撰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大量革命檄文，“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洋溢着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李大钊精于书法，广收博取。他的楷书宗法颜真卿、“宋四家”一路，铁画银钩，博大厚重；行书承袭王羲之笔意，字形内敛，轻盈洒脱；行楷灵动流利，独抒性情。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在《我的回忆》中曾记述：“有一阵，他极好书法，几乎每天都写，写了不少张。大多送给朋友和家乡来的人。他写的字，大多是山水诗，也写对联。”李大钊的扇面、对联、条幅，苍茫古朴，浑厚雄劲，深得欧颜风骨，不失魏碑风韵。1916年，他书赠亲友杨子惠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语出明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并将下联中的“辣”字改为“妙”。一字之别，推陈出新，彰显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勇于传播真理的豪迈情怀。其作品结体沉郁凝重，遒健老辣，笔墨苍劲有力，恣情奔放，是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李大钊的传世墨迹以手札为主，且多是与仁人志士的书信往来，或切磋办刊事宜，或商讨革命大计，碑帖兼顾，信手挥洒，书写应变能力强，风格呈现跨度大。“绝笔”之作《狱中自述》，腕底风云，气贯长虹，折射出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凛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