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旋即东渡黄河北上抗日。隶属于一二〇师的战斗剧社，在贺龙师长领导下，以文艺作武器，鼓舞军民，打击敌人。

我是1939年秋天，从抗大第二分校文化工作团调到战斗剧社的。调来的当天，贺老总便召见了我，在座的还有关向应政委、周士第参谋长和甘泗淇主任。贺老总说：“你的戏演得不错么！把你调到战斗剧社来，好不好？”我说：“好。”

贺老总点燃了烟斗，又说：“我们战斗剧社是红军时期建立起来的，过去做了很多工作。因为是战争年代，缺少建设。把你们都调来，就是要建设好剧社。我还准备跟罗瑞卿同志商量，把欧阳山尊也调来。你们一起把剧社搞好。”我兴奋地点了点头。

华北山区的深秋，天气已经很冷了。贺老总望着我身上的军衣很单薄，皱了一下眉头，马上叫人拿来了一件刚从陈庄战斗中缴获的日军黄呢大衣给我。这件大衣，我一直穿到1947年，在一次跟随三五八旅攻打大同、参加突击队时才丢失。

战斗剧社连伙夫、马兵在内，共60多人。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调来的成荫、莫耶、王元方，加上朱丹和我，5个人组成了剧社的教员班。

一到剧社，第一个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舞蹈股的同志。他们绝大部分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最大的十六七岁，最小的十三四岁。战斗生活的艰苦磨炼，使他们一个个坚强、乐观而老练，这同他们的年龄很不相称。记得有一次敌情很紧，日寇已经离我们驻地很近了。社长向德忠指挥大伙撤退，自己却率领“红小鬼”们上山狙击敌人。等我们已经走出了20来里地时，他们才一个个大汗淋漓地赶了上来。我望着这些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孩子，心头涌上一股敬意。

我们的向社长喂着一黑一白两条大狗，令我费解的是，狗背上的毛都被剪得乱七八糟。直到我参加第一次演出才解开了这个谜。这两条狗，只要锣鼓一响，汽灯一亮，就马上乖乖地来到后台。演白胡子老头的演员就去剪白狗身上的毛；演黑胡子老头的演员就去剪黑狗身上的毛。由于狗毛有油质，胶水又不好，所以经常演着演着，胡子便掉了下来，弄得哄堂大笑。其实不仅是胡子，其他化妆品也很简陋，土造的油彩所要用的原料如凡士林、硬脂酸和颜料，都得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去购买。凡士林用完了用猪油代替，硬脂酸买不到就用蜡烛。结果，做出来的油彩，要么抹不上去，要么卸不下妆。我们用一种土黄的颜料调制底彩，只要化一次妆，这个演员三四天之内就像害了黄疸病似的，面孔老是蜡黄蜡黄的，好在我们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那时我从上海带来半截画眉笔，成了我们的骄傲，要万不得已时，才肯拿出来给人画上几道皱纹之类的线条。演出的照明器具就是几盏经常出毛病的汽灯。可是煤油和纱罩却非常匮乏，有时只好用大铜瓢装满了蓖麻油点上大捻子来照明。

后来，我们几个教员和搞舞美的同志们努力，研制成了质量较好的自造油彩，买来了毛线制成胡子，搭制了简易的立体布景。我们甚至把一盏汽灯蒙上蓝玻璃纸照着天幕，再在天幕后面做一个小汽灯，打出一轮弯弯的月亮。幕一开，大伙拼命地鼓掌叫好。

我们演出的节目，大都是根据现实题材自己编写的。有描写边区农民为了保卫家乡踊跃参加八路军的三幕话剧《丰收》，描写敌后军民机智打击日寇的三个独幕剧、总称《敌我之间》，描写伪军起义的独幕剧《回头是岸》，描写贺龙司令员指挥战斗的五幕话剧《甄家庄战斗》，描写刘胡兰英雄事迹的五幕歌剧《刘胡兰》，描写延安保卫战的四幕话剧《九股山的英雄》等200余个剧目。

战斗剧社一直在贺老总的关怀和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它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后来遍布全国各地。战斗剧社是一个文艺宣传队，又是一个战地工作队。我们不但演出，战斗时还抬担架、搞粮食、动员参军和教育俘虏……正因为我们扎根人民的土壤之中，所以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都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本文根据严寄洲回忆文章整理，原文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一册）》。

作者简介：严寄洲，著名导演，1917年出生，1938年赴延安抗大学习。曾任战斗剧社戏剧股股长、战斗文工团创作室主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等。代表作品有电影《战斗里成长》《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