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具备认知事物的“哲学头脑”，就会从静止看到变化、从孤立看到联系、从现象看到本质，进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历史上，恩格斯未曾直接参与和指挥过战争，却用聪慧的“哲学头脑”准确预测了1870年普法战争的战略态势、作战进程、会战地点和战争结局。毛泽东更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于分析研究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大家，亲自指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并取得了辉煌胜利。他关于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等著名论断，无不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战争领域本身充满着辩证法。尤其是战争中的现象和本质、优势和劣势、胜局和败局、内因和外因等，相互关系复杂，特别不易辨识。同时，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指挥员每时每刻面临着主观如何反映客观、判断如何转为决策、决心如何变成行动等一系列课题。要准确判断战争中的各种现象，作出正确的决策，一刻也离不开“哲学头脑”。“哲学头脑”强调用全面的、联系的、运动的观点看问题，与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直线思维”格格不入。如果没有“哲学头脑”而用“直线思维”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决断问题，难免出现错误甚至打败仗。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前，罗斯福、赫尔、马歇尔等美国军政首脑人物都不相信日本会进攻美国，理由是日本人力物力都远远弱于美国，日本要袭击美国无异于自取灭亡。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情报部门发现埃及军队在运河西岸大规模集结，判断其有发起进攻的企图。但以色列军方死板地认为埃军是秋季“例行演习”，对情报部门的预警不予理睬。然而，事实并未按照他们预想的“常规形态”出现，而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演变，美国和以色列均付出了惨重代价。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演变，高新技术将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战争领域。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就与哲学密切相关。人工智能是涉及数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综合性科学，它既是思维科学，又是思维科学的技术应用。就其演绎推理、归纳过程、专家系统等思维特征来说，既包含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亦蕴含哲学思维。分析人工智能的运行过程可以看到，它受着哲学思维的深刻影响和支配，其信息辨别、过滤、筛选、择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哲学中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和判断过程，就是相互关联、彼此照应、循序渐进、步步深入的演绎或归纳过程。熟悉计算机编程的人，更加清楚这一点，程序中每一个分析和比较、判断和选择、决策和实施、前进和转折的步骤，无不渗透着严谨的哲学思维。人工智能归根到底是仿人脑的智能，而无论是人脑还是“仿人之脑”，举凡正确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都是受“哲学头脑”支配的结果。

世界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包括战争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彼此影响对立统一的。任何战争中的困境、顺境、危机、转机，都不是分裂、孤立和一成不变的，完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因此，从防御中看到进攻、从危机中看到转机、从困境中看到胜利，是所有军事家都需要掌握的“看家本领”，也是每位指战员都应当具备的哲学素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军事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指战员必须具备“哲学头脑”并将它娴熟运用于战争实践之中——这是增强制胜本领、赢得未来战争的一种“关键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