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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战争形态一直处于不断变革、不断演进之中。依据武器装备和战术运用的时代特征，历史上曾出现过若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争形态，如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等，目前正向智能化战争过渡。从新的视角对战争形态演变的规律进行观察，有助于理清战争发展的脉络，洞察其内在本质特征，并对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科学预测。

战争形态发展遵循“技术为体，战术为用”原则

战争形态与战术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军事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如果以“是否形成以新型主战武器为核心的战争体系”为标准衡量，战争形态已历经八次演变，即青铜兵器战争、战车战争、铁兵器战争、骑兵战争、火药武器战争、线膛武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这种划分方式是对传统划分方式的进一步细化。纵观战术发展史，就是一部伴随战争形态演变而不断创新变革的历史。

公元前3000年前后，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青铜兵器成为主战武器，此时以阵战战术为主。公元前1800年前后，随着驯化马品种的改善及战车设计的不断改进，马拉战车成为军队的主要作战兵器，青铜兵器战争由此跃迁至以马拉战车为主战武器的新战争形态，车兵与步兵开始协同作战。公元前1200年前后，随着冶铁技术的出现和推广，加之铁矿分布广泛，人类进入铁兵器战争时代，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艺术得到高度发展，阵战战术进入巅峰时期。公元前7世纪，随着育马技术的进步和骑射技术的发展，草原骑兵开始崛起，于是以骑兵为主战兵种的新战争模式在此过程中形成，骑兵战术开始成为主流。这一模式主宰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逾2000年。15世纪中叶，火药武器开始在战争中崭露头角，并逐渐打破了长期以来骑兵主导欧亚大陆战场的局面，但发射速度慢、精度低、有效射程短、机动性差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一阶段相继出现线式战术、纵队战术。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后装线膛枪炮以发射速度快、精度高、射程远等优点，取代滑膛枪炮，成为新的主战武器，于是散兵线战术风靡一时。20世纪初，内燃机驱动的坦克、战机等新型作战平台的出现，再次引发新军事革命，以德国“闪击战”理论、苏联“大纵深战役理论”等的实践应用为标志，机械化战争形态正式形成，此阶段纵深攻击战术大放异彩。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借助于数字化、信息化武器装备，美军在指挥、决策、侦察、打击、评估等各个方面对伊拉克构成压倒性优势，战争实践中催生出新的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此阶段相继出现“空地一体战”“网络中心战”等新的战术思想。

从战术发展历程来看，每一次新战术的出现，都伴随着旧战术的更新或消亡。在战术更迭过程中，军事技术发挥着重要的牵引作用。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能量运用的能力不断提升，从原始生物能到火药化学能、从机械能到信息能，在新能量的支撑下，战争中持续涌现出速度更快、精度更高、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武器装备，通过与士兵的优化组合，使军队整体战斗效能持续提升，并催生出新的战术思想。如果说技术的发展规律是不断开发新的更强的能量，扬弃旧的较弱的能量；那么战术的发展规律则是在战争中顺应和加速这一能量迭代过程。

战争形态发展趋势是在逐步增强“人的战斗能力”

透过战争形态的发展历程，发现其总体趋势是在一步步强化战斗主体——人的战斗能力。青铜兵器战争，用青铜兵器强化了人上肢的战斗功能，但由于青铜兵器数量较少，参战力量规模相对较小；战车战争，用马拉战车强化了人下肢的机动功能，但由于战车对地形要求较高，此时机动能力相对受限；铁兵器战争，再次用铁质兵器强化了人上肢的战斗功能，由于铁矿的广泛分布和冶炼技术的成熟，使大规模、连续作战成为可能；骑兵战争，用马匹强化了人下肢的机动功能，并凭借战马强大的机动能力，将冷兵器时代人的机动能力提升至极限；火药武器战争，用火器取代了冷兵器，再次强化人的战斗功能，尽管火药威力相对较大，但存在速度慢、精度差、射程近等问题；线膛武器战争，后装线膛枪炮以发射速度快、精度高、射程远等优点，取代滑膛枪炮，人的打击能力大幅增强；机械化战争，飞机、坦克、步战车等新型作战平台的出现，通过内燃机的动力驱动和钢铁装甲的综合防护，使人的机动能力获得质的跃升，并同步提升了人的防护和打击能力；信息化战争，对卫星、雷达、无线电、数字化装备、精确制导武器等信息化技术和传感器平台的综合运用，本质上相当于强化了人的感官感知能力和神经系统控制能力，使作战体系实现高效指挥、联合行动、快速打击、精确释能。

这种将战争形态与人体功能进行关联的方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比喻，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人类与战争的关系来看，人类是战争的发起者和主导者，战争机器作为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无论其外在形态如何演变，其核心始终是人。从青铜兵器、铁质兵器、弓箭、马匹到滑膛枪、线膛枪、火炮、战车，从飞机、雷达、无线电到卫星、导弹、无人机，所有武器装备都离不开人的使用，所有战争形态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即使是无人机，也只是实现了人与装备的物理分离，但无人机最终执行的还是人的指令，实现的还是人的目的。更进一步，站在系统论的视角，我们会发现，每一个生物体（包括人类）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包含“感知、控制、反应”三大功能，分别对应战争的“侦察、指控、行动”三类核心要素。由此推导可知，其一，所有武器装备本质上都是“人类进行战斗的工具”，目的都是增强人体自身所具备的感知、控制（思考和决策）、反应（机动和打击）等功能；其二，所有战争形态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武器装备的外部形态，而在于其对人体相关战斗功能的强化程度。从这个角度而言，自远古时代起，战争形态与人体各个战斗功能之间，就一直存在着密切联系。

战争形态展望：无人化与智能化战争

如果说战争形态的数次演变是在一步步增强人的上肢战斗、下肢机动、感官感知、神经系统控制能力，那么新军事革命浪潮下催生的无人化战争和智能化战争，就是在进一步强化人的神经系统控制功能和大脑决策功能。

无人化战争中，各种无人装备的运用，相当于进一步强化了人的神经系统，通过远程遥控武器装备，实现了人与武器装备的物理分离。与信息化战争相比较，尽管都是强化神经系统，但信息化战争强化的是神经系统的内联性，以作战体系的内部互通互联为主要特征；而无人化战争强化的则是神经系统的外延性，以作战体系由有人化装备向无人化装备拓展和延伸为主要特征。

至此，人的四肢、身体、感官战斗功能获得全面强化，唯独剩下大脑还难以强化或取代。于是，智能化战争应运而生。人的大脑包含控制、感知、分析、决策、意识等功能。其中，人的控制能力可以通过无线电通信、程序设计等技术手段实现；人的感知能力可以通过可见光、红外、雷达等各类传感器平台大幅强化；人的分析能力也可以通过计算机辅助情报分析、大数据分析等量化分析技术来强化，但有些功能是人类所独有的，目前难以被取代。其一是意识。大脑能够让每个人审视自己的意识，使人类具有高级思考功能，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心理学家把这种自我审视的能力称作“元认知”。其二是决策。所谓决策，本质就是做决定。大脑认知领域研究表明，决策功能源于大脑前额叶，其核心功能包括记忆、判断、分析、思考等，这些功能相互协同，能够完成各种复杂的分析任务；它还对人类的自我情感认知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而自我情感认知是指挥员“控制冲动”“定下决心”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三是直觉。直觉源于人类的个体经验，是一种高级信息处理技术。当人类面临问题时，大脑的第一反应，就是迅速采用模糊检索的方式，搜索出与当前问题最匹配的场景模式，并以直觉的方式输出。目前没有任何仪器或装备能够取代人类，自动生成直觉。虽然有一些模糊图像匹配技术与直觉类似，但功能远不及直觉强大。这些都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高级功能，是目前所有尖端科技都难以取代、甚至难以全面解读的。

通过上述分析，展望未来战争形态，我们可以推测：智能化不等于无人化，但二者关系密切。智能化强化的是人类大脑的决策功能，无人化强化的则是神经系统的控制功能。二者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关。如果说未来战争的终极形态是人类各项功能的综合集成，那么根据“木桶效应”，目前的短板就是智能决策和直觉思考功能。这也是“智能化作战”“决策中心战”等新型作战概念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战争史上，当人类上肢打击能力增强时，战争往往有利于防御方；当下肢机动能力增强时，战争往往有利于进攻方。那么当神经系统控制和大脑决策功能增强时，意味着攻防之间的界限也许将更加模糊，攻防一体的战斗将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