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江山风雨、书香情怀。一部红色党史，有数不尽的险关与转折、苦难与辉煌。但是，征途漫漫总闻琅琅书声。举凡老一辈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有一种高辨识度的形象——“如倚东风，豪情徜徉”，这就是读书。

1962年，毛泽东在发表《清平乐·蒋桂战争》等6首词的“小序”中回忆道：“这些词是在1929年至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

一个“哼”字，道出万千风流与胆魄。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在敌军围追堵截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一代伟人低吟浅唱“在马背上”，将满腔豪情化而为诗、聚而为志，这是何等的豪情与意境。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则通过另一个视角描述了这位“伟大的读者”——1936年10月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

就在1938年春，毛泽东开始写《读书日记》。理由是：“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接下来，从2月到3月间，他阅读了李达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在书眉和空白处留下了上万字的批注；然后读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并专门撰文向抗大进行了推荐；根据当时的形势，为把“军事理论弄出个头绪来”，他又开始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此还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大体每周讨论一次……

“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这是叶剑英赞叹《论持久战》的诗句。当时的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城掠地，已经到了“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的危急关头，生死存亡的严峻课题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然而，有这样一个数字震撼着我们——《毛泽东选集》四卷共收入文章158篇，而包括《论持久战》在内的112篇写于延安简陋的窑洞里。“传薪仰一灯”，僻瘠的黄土高坡成为产生伟大精神和深邃思想的沃土，窑洞里小炕桌上油灯的光芒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

1936年，红军大学在今日志丹县郊一个原先是羊圈的窑洞里开学了。和如此简陋的条件相比，他们阅读书籍的精深和高端令人仰慕——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最先都是为学校授课的讲稿；“战略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书”是首选的军事书目，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名震一时的军事专家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提要》《论大战》，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战火纷飞的环境也并不影响大家静心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课程与书刊。

透过历史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读书与革命、伟大的革命者和“伟大的读者”是怎样地至臻结合，展示出一种光前裕后的风采。

曾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被称为北大读书人的“掌门人”，美国的《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将他评为“中国现代图书之父”；陈独秀自谓“除却文章无嗜好”，他编辑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集结号”，刊物的第一卷共有27篇文章，他一个人就撰写了13篇……

陈云写的《一个深晚》，记述了当年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帮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变更住处的一幕历史细节，今日读之，依然眼角浸湿。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地问。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

瞿秋白出生于优渥的名门望族，且为学界大家。按说，俗之如钱财、雅之如字画者，三箱五箧并不为过。但偏偏“一生财产”，不过几篇稿几本书——尽书生之物也。

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为中文的瞿秋白，是唱着《国际歌》就义的，他牺牲时的那种坦然、从容甚至是潇洒，告诉了我们什么是革命者的赤胆忠心，什么是大学者的书生意气。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毫无疑问，读书与学习就是掌握这种“伟大的认识工具”的必经之路，“学史明理”，此为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