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京昆高速山西段，从太原向西南70余公里，便来到文水县刘胡兰纪念馆。今年夏天，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太原市小学生郭晋甫与妈妈梁雅琦将红色之旅的首站选在这里。
刘胡兰纪念馆里人流不断。在烈士纪念碑前，郭晋甫学着妈妈的样子，低头默哀，行三鞠躬礼，然后将一束鲜花敬献在烈士墓前。
纪念馆所在的刘胡兰村也正是梁雅琦的故乡，她自小听着刘胡兰的革命故事长大。英雄故事，代代相传。如今，刘胡兰也成为儿子心中的偶像。
74载岁月流逝，却冲不淡英雄的光芒。这位少女英雄的背影依然清晰，精神依然光彩夺目。
巍巍吕梁山，滔滔汾河水。脚下厚实的黄土地印刻着她奔赴革命的足迹，她面向铡刀坚贞不屈的铿锵话语，至今仍激励着后来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姐姐那种敢想敢干、沉稳大气、心胸开阔的个性在童年就早已形成”
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
她一生短暂，甚至没来得及留下一张照片。如今，我们可以从其胞妹刘爱兰年轻时的照片中，寻到她的模样。
姐妹俩的姨妈王改卿曾回忆道：“胡兰子是双眼皮、厚嘴巴、圆脸盘，比爱兰子高出大半个头，但没爱兰子皮肤白。姐妹俩很像，就是妹妹比姐姐年龄小，还没有长成熟，没有姐姐稳重、大气。”在妹妹刘爱兰心中，自己模样虽然与姐姐酷似，但姐姐比自己要大方、开朗、硬气得多。“姐姐那种敢想敢干、沉稳大气、心胸开阔的个性在童年就早已形成。”
刘爱兰在《我的胞姐刘胡兰》一书中回忆道：“在1939年那个寒冷刺骨的冬天，我们的母亲怀着对我们姐妹俩的不舍去世了。那时我刚4岁，姐姐也只有7岁。幼小的我只会哭泣，家人为了生计操劳哪能顾得上我，而姐姐却变得坚强起来，也更加懂事了，她走到哪里带我到哪里，给了我母爱般的关爱。”
就在刘胡兰母亲去世的前一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文水县城，刘胡兰的童年一直生活在日寇的屠刀下。1941年起，日寇在华北先后5次进行“强化治安”运动，抗日战争进入极端艰苦的阶段。驻文水敌人先后在平川几个村镇扎下据点，云周西村一带也成了敌占区。
不幸中的万幸是，奶奶承担起了抚养两姐妹长大的责任。刘胡兰也迅速成长起来，10岁时，已经学会了纺棉花，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务活她都干得利利索索。提起孙女，奶奶总是非常自豪，逢人便夸：“我家胡兰子这点像我，放得下这个，就能拿得起那个。”
此时，山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文水县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革命斗争总是异常残酷。常有村民为八路军传送情报，被抓后经受严刑拷打，最后惨遭杀害。有一回，刘胡兰的小伙伴金仙的妈妈李玉芳为了掩护抗日民主政府干部，被敌人的狼狗咬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可这些，都没有吓退年幼的刘胡兰。
时任晋绥八地委“抗联”主任米建书回忆说：“当时刘胡兰只有八九岁，圆圆的脸，身体很结实，显得既沉着又机灵。她放哨、送信，积极热情地支持八路军的工作。刘胡兰特别向往西山抗日根据地，每当我们驻村工作时，刘胡兰就缠住我们不放，要我们教她唱抗日歌曲、讲战斗故事……”
就这样，勇敢机灵的刘胡兰，经常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与村里百姓一道掩护抗日民主政府干部安全脱险。之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云周西村成为这一带村庄的红色据点之一，曾一度被称为“小延安”。
“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思想最先进，革命最彻底，最不怕死的人”
1945年9月1日，文水县城解放。仅过了8天，文水县城又被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占领，刚刚见到天日的文水人民又被笼罩在乌云之下。
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培养基层妇女干部，中共文水县委决定，在距云周西村东北方8里外的贯家堡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考虑到刘胡兰只有13岁，云周西村上报了3名学员，其中没有刘胡兰的名字。
主持这项工作的县委妇女部长兼五区“抗联”主任吕雪梅回忆道：“当时胡兰子急匆匆地来找我，恳求参加训练班。我反复劝她，以后学习的机会很多，下次再去吧。可胡兰子态度很坚决。我问她：‘你家里不同意怎么办？’胡兰子爽快地回答：‘不同意，我也要去，我要学文化，为穷人办事情。’”
1945年10月的一天，刘胡兰瞒着家人偷偷跑到贯家堡参加了训练班。但在训练班里，刘胡兰又遇到了新的困难：由于只在小学念过几天书，听课时，看到别人都在记笔记，可她听了半天也写不了几个字。
自觉不如人，刘胡兰一有空就练写字。吕雪梅说：“胡兰子非常刻苦，倔强好学。一天深夜，我从外面开会回来，看见她伏在炕上的小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拿着一支铅笔，本子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最后一个坚决的‘决’字只写了两个点。我把她唤醒后，叫她躺下睡觉。她却揉揉眼睛，说不困，继续写字。”
1945年11月底，刘胡兰从训练班结业。经过革命思想熏陶的她，整个人焕然一新。此时她已剪掉长发，梳着齐耳短发，人消瘦了许多，一双大眼睛却炯炯有神。
返乡后，区委组织委员石世芳看到刘胡兰，故意考她：“学习结束了？怎么样，有收获吧？”
刘胡兰开心地说道：“收获可大啦！以前我是个糊涂虫，什么革命道理都不懂，只知道打鬼子就是干革命……只当参加工作就是八路军，就成了共产党的人，以前我觉得自己就是共产党了。”
石世芳问道：“那你说说看，共产党是怎么回事？”
刘胡兰坚定地说道：“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思想最先进，革命最彻底、最不怕死的人！”
很多年后，80多岁高龄的吕雪梅老人，依旧清晰地记得刘胡兰入党时对她说的一句话：“你放心，入党以后，我保证经得起考验！”
但在当时，为了确定将刘胡兰发展为党员，文水县五区委两次开会研究，大家认为刘胡兰虽然只有14岁，但其表现和觉悟是符合党员条件的，于是批准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不承想，入党后不到7个月，刘胡兰就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铮铮誓言。
“如果她不是为了干革命而牺牲，她也会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刘胡兰长到十三四岁时，个头很高，亭亭玉立。常有村里的大妈大婶上门来提亲。
这时，奶奶总推脱说，胡兰子年纪还小，家里舍不得。
刘爱兰最怕姐姐远嫁，她跟姐姐曾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姐姐，和你一起工作的同志那么多，你要是和他们好了，或者和队伍上的好了，就会离开家了。”
刘胡兰不假思索地答道：“部队上有很多同志觉悟高、志向远大，现在我们解放全中国，将来我们还要建设新中国。部队上夫妻双方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也不少呢！如果有性格合得来、工作热情高、为人正直的同志看上我，我也会考虑……但是这个事不仅要双方家里同意，还要组织同意，姐姐一个人决定是不行的。”
1946年秋，村里来了一些晋中军分区的伤员。伤员里有个清瘦高个的军人，是第12团的一个连长，名叫王本固。他作战非常勇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刘胡兰当时刚担任妇女秘书工作，经常向他请教工作上的事情。
1957年，在纪念刘胡兰牺牲10周年之际，王本固深情地回忆道，刘胡兰在村里做妇女工作，我们去了以后，她和部队的接触比较多。她经常发动妇女帮助部队缝补衣服。后来我在这个村养病，常和刘胡兰在一起讨论工作上的事……
1964年1月16日，王本固在《战友报》发表了一篇悼念刘胡兰的文章，文章写道：“当时，我到刘胡兰同志就义前隐蔽过的草垛旁，在那里找到了她的钢笔和我以前送给她的一个笔记本。我看着这些珍贵的遗物，深深地感到，刘胡兰同志在生死关头，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工作、斗争、革命！”
正如刘胡兰的妹妹刘爱兰所说，“王连长和姐姐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革命者，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朦胧的爱情，但在那个年代，那种感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革命情、战友情。他们没有机会说出对彼此的爱恋，是革命的滚滚洪流把他们推到一起。如果她不是为了干革命而牺牲，她也会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是一个有能力、有胆识、有智慧的优秀女子，她的家庭也一定会温馨、美满……”
“你给我抬一个金人来，我也不自白”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9月，在阎锡山的命令下，第72师第214团、第215团等部气势汹汹地闯入文水县境，实行“水漫平川”的残酷“扫荡”政策。当地的地主武装“奋斗复仇自卫队”也乘机猖狂活动。被划为“开辟区”的云周西村，更是敌人袭击和搜捕的目标。
于是，上级决定把一些身份已公开、不便于在平川隐蔽的干部，分批转移上山，刘胡兰的名字也在其中。区委把这一决定通知她时，她却表示自己人熟地熟，当地的群众基础好，便于和敌人展开斗争，要留在平川继续完成党的工作。
文水县原县委书记石玉曾撰文回忆了他和刘胡兰的一次谈话：“为了试探一下她对形势变化后的态度，我说：‘环境很快就要恶化了，有些同志要转移到西山上去工作，下边只留少数同志坚持工作，要你留在村里行不行？’‘行！’她满怀信心地回答。我说：‘敌人要来了，留下以后很艰苦，也很危险。’‘怕什么！’她坚定地回答。”
在这种形势下，刘胡兰和吕雪梅等留下的干部随时都有被敌人捕杀的危险。她们几乎每天都要转移，昼伏夜出，风餐露宿。时值初冬，夜间找不到可以蔽身的地方，她们就在墓穴里和衣而眠。面对困难和危险，刘胡兰依旧坚持斗争，经常在附近村庄隐蔽活动，把上级的指示、传单等秘密送发给地下党组织。
当时，敌人委派的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作恶多端，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刘胡兰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上级领导，并代表群众意见要求铲除这个“地头蛇”。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县武工队来到云周西村，在刘胡兰的配合下，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处决了。云周西村的群众得知后，大快人心。但这很快引起敌人的恐惧和仇视，敌人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在严酷的形势下，刘胡兰销毁了重要文件，并召集村妇女积极分子秘密开会，安排了有关工作。
刘胡兰的父亲和继母见形势危急，劝女儿还是上山去。刘胡兰镇定地安慰二老说：“这些事我都知道，走与不走要等上级的通知。”此时，党组织对刘胡兰的处境也极为关注，派地下交通员通知刘胡兰离开云周西村，1月12日到北齐村村民安常厚家里，由组织派人接她上山。
12日拂晓，刘胡兰赶回家中准备行装，忙碌中就听见锣声由远而近响了起来。原来是盘踞在大象镇的敌军约100余人，突然包围了云周西村。敌军1营特派员“大胡子”张全宝命令庙倌到村里鸣锣，召集全村群众到庙前开会。
此时，刘胡兰已无法脱身。她做好了和敌人殊死一搏的准备，随着人群向观音庙走去。她悄悄从手指上卸下银戒指，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手帕和一个空万金油小盒，郑重地交给了继母。很快，刘胡兰被敌人推进庙里接受审讯。
山西省档案馆目前完好地保存着这份名为《残害刘胡兰的凶手张匪全宝供词》的原件。我们从中可以得知刘胡兰被杀害的经过：
1947年1月12日晨，徐得胜、张全宝和吕德芳3个匪徒，带领阎锡山部队十五团一营二连和奋斗复仇自卫队包围了云周西村，抓住刘胡兰等7人并强迫群众200余人到村南大庙旁广场开会。匪徒张全宝问群众说：“刘胡兰是好人还是坏人？”一个老汉说是好人，张全宝说：“你说是好人先铡你。”当时，全场群众要求放过刘胡兰等人，张全宝说决不能饶恕。
接着，匪徒徐得胜宣布刘胡兰等人的所谓“罪状”。徐得胜问：“刘胡兰，你们村中还有谁是共产党员？”刘胡兰说：“再没有，只是我一个。”张全宝又说：“你自白。”刘胡兰坚决不自白，她说：“死了没关系。再过十几年我又是这么大！”匪徒先后铡死6个村民，铡死一个就问她：“你怕不怕？你说出共产党员来，就不杀你。”刘胡兰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匪徒又说：“你自白了，给你家里一份地。”刘胡兰说：“你给我抬一个金人来，我也不自白。”说完从容走向铡刀，壮烈牺牲。
供词最后，写着张全宝画押字样，有红色指印，注明的时间地点为“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于文水云周西村”，并盖有文水县人民法院印。
漫天飞雪，云周西村笼罩在一片阴霾中。刘胡兰最后留给这片土地的，是高昂的头颅和铮铮铁骨。而她留给历史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是永远被铭记的崇高精神。
1947年2月6日，《晋绥日报》刊登了关于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并发表评论：“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同志，威武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品质。”“为表示对这位中国人民最勇敢的女儿的崇敬，全村决定为她立碑永远纪念。”
“你的凯歌声已传遍了大地，铡刀已被震落了它的牙齿，你永远是十五岁的同志”
1947年3月，在听取了任弼时汇报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后，毛主席深为感动，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追认刘胡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刘胡兰牺牲1个月后，解放军西北战斗剧社编排的话剧《刘胡兰》在晋南上演，随后刘胡兰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各个解放区。广大军民被刘胡兰的精神所鼓舞，人们化悲痛为力量，誓为刘胡兰报仇，为解放全中国英勇战斗。
1948年10月，13岁的刘爱兰参军入伍，进入西北战斗剧社。为充实排演话剧《刘胡兰》，西北战斗剧社首长让刘爱兰饰演姐姐刘胡兰。首长告诉她：“打仗杀敌是为姐姐报仇，演戏宣传姐姐的英雄事迹也是为姐姐报仇。我们要解放全中国，让受苦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每次演出，刘爱兰都会回忆起姐姐牺牲的场景，她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刘胡兰，用剧情表现那悲壮的一幕。她每一次出现，都会令全场群情激昂。有的战士跳上舞台对她说，我们一定要为你姐姐报仇；有的战士甚至要枪毙扮演“大胡子”的演员……
运城地委党校离休干部陈荣光在回忆文章《在西北军大的日子》中写道：“1948年的一天，正在陕甘宁边区指挥作战的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看了歌剧《刘胡兰》的演出。彭老总平时不爱看戏，但这部戏，他从头看到尾，脸色凝重、严肃。演出结束时，他走上舞台，眼睛含着泪花和演员们一一握手，当即指示：‘这个戏要在全军演出。’彭德怀在第二天散步时还专门把几个主创人员叫过去，对他们说：‘昨晚这个戏很好，就是要排这种鼓舞战士士气、增加战斗力的好戏，这就是文艺工作者对解放战争最大的贡献。’”
74年时光荏苒，在当年刘胡兰被捕、就义的文水县云周西村观音庙附近，已建成刘胡兰纪念馆。这里，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高大雄伟的纪念碑矗立在广场花坛中央，纪念碑正面镌刻着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背面镌刻着《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追认刘胡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翠柏环绕间，汉白玉重塑的刘胡兰雕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964年，文水县成立了一支继承刘胡兰精神的女子民兵队伍——刘胡兰英雄民兵班。如今，民兵班在市消防支队的支持指导下，成立了全国首支24小时执勤备战的民间消防队伍——刘胡兰女子消防队。
今天，云周西村已更名为刘胡兰村，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还会哼唱那首歌谣：“文水平川平又平，出了个年轻的女英雄！她的名字叫刘胡兰，她是咱们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有一首诗这样称赞刘胡兰：“你是中华民族的好女儿，你是党所培植的好女儿，革命信念超越了生和死。你的凯歌声已传遍了大地，铡刀已被震落了它的牙齿，你永远是十五岁的同志！十五岁的青春是万古长青，五星红旗上有你的血痕，你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版式设计：贾国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