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月，我终于穿上了心心念念的绿军装，被分配到一所军医大学勤务分队当战士。当时，我心中有两个梦想，一是入党，二是成为一名军医。离军医最近的岗位，就是护理员，剩下的岗位有电话兵、通信员、警卫员、勤务兵和炊事员。没想到，新训结束后，分给我的工作是饲养勤务连战士灶的13头小猪。虽然我心里很羡慕当护理员的战友，但由于红军家庭出身的教育熏陶，再加上3个月的新兵训练，让我牢牢树立了“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思想，于是爽快地接受了这项艰苦的工作。

猪13头，饲养员就我一个。每天晨起跑完操后，我就直奔猪圈，接上胶皮管，冲洗满是屎尿的猪圈，然后用头晚煮好的猪食喂它们。每天中晚餐后，我分别将全院的残汤剩饭用铁桶挑回，再配上麦麸煮熟，以备次日喂用。那时正值春季，听说春天易发“猪瘟”。为了防疫，保证13头小猪能健康出栏，我将猪圈分成摆猪槽的A区和供排泄的B区。为了训练它们养成规矩，我每天除参加连队集体活动外，基本上都泡在猪圈。3个月后，目的基本实现。看着小猪们分区生活，健康活泼，大多时候还能按我的口哨音行动，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重庆的春夏之交，一夜间气温飙升到30摄氏度。猪圈大部分面积暴露于烈日之下。小猪们被晒得直喘粗气，吃食也不欢了。为了防止它们中暑，我用了3天时间到附近小树林拾树枝，为猪圈搭起凉棚，每天还增加了两次洒水。猪儿们恢复了以往的欢实，见我走近，就会点头、摆耳、甩尾，还发出欢快的叫声……

小猪们日渐长大，原先麦麸加剩饭已远不能满足它们的胃口。我没有向连部要求多购猪饲料，而是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在附近池塘边割青草补足。一次正割草时，一只硕大的马蜂直蛰我的左手背，突然袭来的剧痛使我差点栽进池塘里，瞬间左手背肿起像个馒头。定了定神，我三步并作两步直奔急诊室清洗消毒。还有一次，我在利用食堂的面汤煮食时，不慎滑倒，右手插进面汤大桶中。滚烫的面汤直灌入棉毛衣袖中，到急诊室剪开衣袖按深二度烧伤进行了处理，右肘部疤痕直到近年才逐渐消退。经过这两次意外，我并没有掉泪，更没有嫌弃养猪的辛苦，仍一如既往地深爱着这份工作。

随着秋天来临，有一天夜里，我突然发觉有两头猪吃食少、精神差，一摸耳后滚烫。发烧了！“猪瘟”两个字立即闪入我的脑海。我马上打电话给急诊室，申请领取青霉素注射液。值班员不太理解地问：“什么？猪病了？深更半夜的取药，明天不行吗？”我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等到明天就可能会传染更多的猪发病。”对方回答：“来拿吧。”我跑步取回针药，在两头猪耳后2厘米处分别注射了足量的药液。这一夜，我忙到凌晨三点才休息。次日晨，我摸摸那两头病猪，已经不发烧了，吃食的精神状态也基本恢复正常，这才放下心来。

深秋，小猪已长成出栏猪，每头约有150公斤重。我喂的13头肥猪，足以满足医院战士灶和干部灶的肉食之用。

这13头肥猪出栏后，连队又买回27头小猪，仍由我来喂养它们。我还首次照顾两头母猪顺利产下了小猪崽。

那两年，我多次受到连队嘉奖，并被评为本单位学习工作标兵。1980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天，我激动得彻夜难眠，很快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亲人、朋友，与他们分享这份幸福和喜悦。

从入伍之日起，我就抱着“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信念，用心地对待每一项工作。后来，我被推荐到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上学4年，圆了我的军医梦。毕业后，组织上先后安排我到深山采药、在急诊室做护理工作、下连队担任卫生执勤任务等，我都听党召唤，努力干好本职工作。直到68岁那年，我还主动申请赴雪域高原日喀则分院，圆满完成了首批代岗任务，受到医院领导的表扬。

在建党一百周年到来之际，作为一名老党员、神经内科和医学心理专家，我每每回忆起当年站在党旗前宣誓的情景，都会激动不已。因为那是我心底最珍贵的记忆，那里有我的信仰、我的爱，有一团火一直在炽热地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