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解放军文艺》创刊70周年，这让我不由地回忆起一些往事……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决定发起“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由参战各部队抽调人员参加征文的编辑工作。于是，1955年5月我扛着行李卷，从朝鲜回国到位于北京莲花池的“志愿军一日”编辑部报到。主持这个编辑部工作的是《解放军文艺》行政组长刘亮。他教我们如何写稿签，如何选稿、改稿，直至如何校对。他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对待来自部队指战员所写稿件的珍视与热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完成《志愿军一日》这部巨著的编辑出版工作后，我又返回朝鲜部队驻地。从朝鲜撤军回国后，我随部队赴西藏高原执行任务。这期间，我业余创作了诗歌《一壶水》、散文《遥远边疆的黎明》《边巴甲波》《普布扎西的战友们》等，先后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不久，边防部队涌现出一名爱民模范洛桑丹增。解放军文艺社的李瑛、纪鹏、美编陈亦逊前来西藏组稿，约我和另外几个同志创作叙事诗《洛桑丹增颂》。后来，诗作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后，还出版了单行本。可以说，我的业余文学创作是在《解放军文艺》的引领下起步的。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1979年7月，我又扛着行李卷从成都来到北京的黄寺大院报到。这一次，我是调到解放军文艺社工作来了。从一个《解放军文艺》的业余作者变为《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一名工作人员，使我有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感觉。要知道，《解放军文艺》是全国、全军读者喜爱的文艺刊物。1951年创刊时，原总政治部萧华副主任写给军委副主席刘少奇的报告中说：“为供给部队干部及文艺工作者的读物，指导全军文艺活动，鼓励部队文艺创作，总政治部拟出版《解放军文艺》月刊，并拟对外公开发售。”朱德总司令为《解放军文艺》题写了刊名并题词：“更深刻更广泛地开展部队中的文艺工作，要在部队中大量培养有创作能力、并与人民解放军战士保有最密切联系的文艺工作者。”

《解放军文艺》创刊后即发表了毛主席和数位革命前辈的作品，文学大师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丁玲等也先后赐稿。在宋之的、魏巍等主持下，军事文学力作不断推出，如王愿坚的《党费》、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杜鹏程的《沙家店》、刘知侠的《票车上的战斗》、刘白羽的《路标》、吴强的《吐丝口》、陆柱国的《上甘岭》等。在这样坚强有力的文艺期刊编辑部工作，我只有好好地从头学习了。当时，解放军文艺社总编胡奇同志对我说，我们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旗帜，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培养军事文学创作队伍，推动军事文学发展繁荣，用精美、健康的精神食粮，鼓舞斗志，壮我军魂，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解放军文艺社除编辑出版《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歌曲》，还创办了大型文学双月刊《昆仑》，出版系列军事文学图书，举办多次笔会和创作学习班。为反映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解放军文艺》举办“中国潮”征文活动，推出了江永红、钱钢的《蓝军司令》，朱秀海、袁厚春的《河那边升起一颗星》，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等作品，被文艺界誉为“开创了中国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先河”。小说有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方南江、李荃的《最后一个军礼》，王中才的《三角梅》，刘兆林的《雪国热闹镇》，周大新的《汉家女》，莫言的《高粱酒》，海波的《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

解放军文艺社有扶持业余作者的优良传统。建社初期，即精心编辑了长篇小说《高玉宝》，帮助冯德英出版了“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精心编辑老将军萧克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并荣获茅盾文学奖荣誉奖；出版了《雷锋日记》和《雷锋的故事》。我们还为全军基层单位配发优秀图书，推动官兵阅读活动。1985年4月，我带工作组把解放军文艺社的书刊送到边境作战前线部队驻守的“猫耳洞”里；1992年1月，我又带人把《解放军文艺》《昆仑》等书刊送到南沙群岛守礁战士们手上，在永暑礁上召开座谈会，听取一线官兵对书刊的意见和建议……

今天，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我衷心祝愿《解放军文艺》以崭新的风貌，为培育“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