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一部刻画中共党员以及革命志士英雄群像的长篇小说《红岩》一经出版即引起轰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读过《红岩》的读者都知道《挺进报》的故事，也知道小说中《挺进报》印刷者成岗的原型就是红岩英烈陈然。
然而，在白色恐怖中，代表正义之声的《挺进报》究竟秘密印制于何处呢？作为读者，我直至近日才知，当年的《挺进报》旧址就在重庆市南岸区野猫溪的钟楼广场旁边。那一段，不就是位于主城繁华之地的南滨路吗？
话说南滨路，北临长江、背依南山，日间可游览巴渝文化、开埠文化、码头文化、抗战文化等诸多遗址。每至夜晚，集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景观大道上，灯火辉煌蜿蜒绵延25公里，与一江之隔的渝中半岛遥遥对望、交相辉映，将山城梦幻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想不到无数次涉足且自认为再熟悉不过的地方，竟然深藏着这样一个著名的红色旧址。
初夏，阳光渐炽。离长江、嘉陵江交汇处不远的江畔，一栋尖顶钟楼矗立于宽阔平直的南滨路上。沿石梯爬上半坡，一块米黄色石碑映入眼帘。碑身镌刻的“挺进报”三个红色隶书大字由陈然设计，书法出自当年负责《挺进报》发行的吴子见手笔。在依山而建、鳞次栉比的建筑丛林中，它是如此厚重沉静又如此气度不群。
不同于以往，此次到来，我的心情肃穆中带着崇敬。顺石碑继续向上，左转，沿爬满苔藓的青石阶拾级而上，视野忽被一片青翠迅速填满。几棵高大繁茂的黄葛树从堡坎上的石缝里裸露出褐色的庞大根系，如沧桑汉子面庞上青筋条条暴突，有一股令人惊心的力量感。骄阳试图硬生生刺破巨大的树冠，但穷尽力气也只能透过树枝的间隙洒下几缕斑驳光影。
这是一段永远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青石墙上一排黑体字，让人心忽地一沉，又一凛。一幅长4米、高2米的锻铜浮雕，刻画了陈然手捧《挺进报》、狱中斗争、慷慨就义等场景，画面上方一段浮雕文字，正是当年陈然与《挺进报》主编蒋一苇共同撰写的《论气节》：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
年轻的陈然，用自己的生命，对此文内涵做出了最深刻的诠释。
爬上石阶，步入庭院，一栋白墙黑窗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掩映于苍幽之中。这栋占地212平方米的小楼始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成为中粮公司机械厂一个修配车间。一处原本籍籍无名的所在，因为《挺进报》，因为陈然，注定成为被永久铭记的历史珍存。
不大的几间展室内，有《挺进报》样报、《挺进报》沿革介绍、当年的印刷工具、陈然与难友们在狱中制作的五星红旗（仿品）……一张大幅黑白照片上，短发、国字脸的陈然嘴唇紧抿，浓眉下双眼炯炯有神，透着与年龄不甚相称的坚毅与成熟。
陈然，原名陈崇德。1938年夏，陈然在湖北宜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并于次年3月入党。1946年，陈然辗转来渝就职于中粮公司机械厂，这栋小楼成了他的家。他住楼上，楼下车间里有七八个工人，大家尊称他“陈先生”。
落户重庆后，陈然先与蒋一苇、刘镕铸等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团结了许多爱国志士。1947年2月，新华日报社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无理查封，报馆工作人员被迫撤回延安。这一突发事件切断了《彷徨》杂志与新华日报社的联系，陈然等人因此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地下党战友与进步人士了解革命进程的渠道也被阻断。
4月，陈然突然收到寄自香港的《群众周刊》和《新华社电讯稿》。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定是党组织寄来的，党组织也在寻找他们！此后，每隔几天，《新华社电讯稿》便如期而至。黑云压境下，一盏希望之灯随之点亮。《新华社电讯稿》上报道的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让陈然等人欣喜不已，决定把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散发出去，让地下党战友和进步群众及时听到党的声音！
5月，陈然等人将《新华社电讯稿》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小范围传阅。7月，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出版重庆市委地下机关报，让这份“无名小报”有了响亮的名字《挺进报》。《挺进报》由蒋一苇负责主编和刻写，刘镕铸、陈然分别负责发行和印刷。
从此，这栋小楼成了不见硝烟的战场，一场以笔墨为枪弹的战斗在此打响。他们白天刻版，每当夜幕降临，陈然便成为印刷工人，在一楼秘密印刷《挺进报》。木板壁上有许多缝隙，为避免引人注意，大热天陈然关上窗户，糊上一层厚纸，再挂上一床毯子；用黑纸做成灯罩罩住电灯。为防敌人搜查，他还想出一个简单而安全的办法：不用油印机，用图钉把刻好的蜡纸一方钉在桌上，用打磨过的光滑竹片代替滚筒，蘸上油墨在蜡纸上刮印，印完后烧掉竹片，便不留任何痕迹。
第一期《挺进报》终于出版，但质量差强人意。夏日炎炎，蜡纸易熔化，导致字迹模糊。陈然跑遍市内各家文具店，买来不同牌号的蜡纸、油墨、纸张，关在小屋里汗流浃背一次次试验后，印刷效果越来越好，一张蜡纸能印出1000份报纸。
从创刊到1948年4月仅仅几个月，一共23期总计几千份《挺进报》从这栋小楼散发到重庆乃至川东多个地区。它像一股地下热流，从长江南岸把党的声音传至各方，成为川东地下党和重庆市委团结群众展开斗争的有力武器。它甚至一度出现在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朱绍良大发雷霆，勒令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限期破案。顶头上司震怒，令特务头子徐远举惶惶不可终日。他如笼中困兽使出了所有能使出的阴狠手段。
1948年3月，斗争形势进一步严峻，特支书记刘镕铸、宣传委员蒋一苇奉命先后转移，陈然成为代理特支书记，留下坚持斗争。
1948年4月22日，由于叛徒出卖，正在楼里赶印《挺进报》的陈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囚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百般酷刑之下，他始终坚称《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由他一人所为。他只有一个念头：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
在狱中，陈然积极策反良心未泯的看守特务杨钦典，促使其在关键时刻帮助19人成功“越狱”。为鼓舞斗志，陈然把得到的消息写在纸片上秘密传给难友，这份珍贵的“小纸片”被难友们亲切地称为“狱中挺进报”。特务们威胁利诱要陈然写自白书，陈然提笔挥就了著名的《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当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入监狱，陈然和难友们难抑激动之情，悄悄用被面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那面红旗，在重庆解放后，从狱中被烧焦的地板下被发现。
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大坪刑场。26岁的蓬勃生命，倒在了重庆解放前夜，倒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两天后，五星红旗高扬于重庆的朗朗晴空……
步出小楼，再度伫立于青石墙前——
“精神从未改变，它只是换了种形式继续向前。”
是的，《挺进报》已成历史，这里不再是危机四伏的机要情报基地，但它所传递的信念力量是永恒的，红岩英烈大义凛然的气节早已深入人心。忠诚、坚定、无私、无畏，对理想与信念的执守——即使在和平年代，《挺进报》所凝聚的磅礴伟力，也永远是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
走出浓荫，阳光倾泻而下，溶溶地铺满近处，铺满目力所及的远方。
钟楼脚下，在悠然漫步的人群里，我将目光投向一对正在拍婚纱照的新人。淡妆的新娘依偎在新郎怀抱中，二人笑意盈盈。那一瞬，我仿佛看见了英气勃勃、眼神沉毅的陈然，他虽然尚未婚娶便牺牲了，但我相信，他一样憧憬着爱情，向往着美好生活。
一群白鸽越过钟楼飞向千佛寺，飞向更远处的浩瀚江面。大江澎湃奔涌，如一幅气势恢弘的时代画卷，激昂呼应着嵌于青石墙上那句铿锵之语：
顺境逆境，向前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