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特大地震已经过去13年了。许许多多撼人心魄的场景就像刻入生命里一样令人难忘。可不知为什么，关于地震的那些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竟然没有色彩。倒塌的建筑、凌乱的废墟、几乎所有的影像在脑海中都已变为黑白的基调。是因为大地的晃动抖落掉了心理世界的“赤橙黄绿”吗？其实，对灾难的记忆也并非全是黑白。有的面孔、有的物件、甚至有的故事，在心灵深处的记忆颜色似一直没有剥落，而且随着岁月的远去，愈显得更加炫彩。

航班

生命中有些突发的场景让人不寒而栗。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我正在与一位四川朋友用QQ视频通话，电脑屏幕突然晃动起来。我本以为是信号故障，没想到，朋友的面容在视频晃动的那一刻显得十分惊慌，紧接着，就看到他身后书架上的物品掉落下来。尔后，视频便瘫痪不动了……

不久后，有媒体发布消息：四川发生8.0级强烈地震！我一下子意识到，刚刚所看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大地震在一个房间里的“现场直播”。

凡是有灾难的地方，必然会有军人的前行。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之后，我和许多军人一样，受命奔赴震区。

那天我一大早赶到首都机场，就见候机大厅里气氛与往常不同。电子滚动牌上，一条航空公司发布的告示非常醒目：

“重要通知：为支援国家抗震救灾，我公司执行紧急救助任务，今取消如下航班……请各位旅客以国家利益为重，敬请谅解！”

一句“国家利益”，让多少人为之动容。很多旅客看完通知，默默地走到退票窗口办理退票。一切井然有序，没有往日因为飞机延误所发生的争执。

可能是我穿着迷彩服的缘故，飞行途中，一位胸牌上写着穆丽丽的空姐来到我面前，询问我是不是到震区去，然后说出了机组人员的一个共同愿望。

原来，他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灾区几乎全部停水停电，食品也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中。

机组人员想通过我给灾区的孩子带些急需的食品。我当下答应了他们。

穆丽丽和其他空乘人员将好几袋橘红色的草莓蛋糕交给我。分量显然不轻，他们有些歉疚：“给灾区孩子救个急吧。辛苦你啦！”

这是浓浓的亲情，就是一座山我也应该帮他们背到震区去。出于记者的本能，我觉得应该将这一时刻记录下来。于是，我取出相机。正考虑怎么拍照，邻座的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我来帮你们拍照吧。”

最悲痛的微笑

帮我们拍照的年轻人叫肖旋凯，是一名四川籍军人。就在40多个小时前，他接到母亲的电话，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母亲竟然是在大地震的废墟之下向他求救。

接到母亲的电话，肖旋凯焦灼万分。他极力安慰母亲，并在战友和领导的帮助下，联系上了当地的110。

肖旋凯将救援人员很快到达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她已听到了废墟上面救援者的呼叫，但地面上的人却不能听到她的声音。

手机上的时间数字在不停地变换，肖旋凯心里非常明白，母亲的手机电池一旦耗尽，就会音讯全无……

最让肖旋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3日凌晨5时多的时候，母亲的手机没有了信号。

肖旋凯和我并坐在飞机上，此时，他与母亲已经失联有几十个小时。也许肖旋凯的母亲还活着，但在这个世界上，又能到哪里才能找到她？我知道肖旋凯心中万苦，想找一些话来安慰他，却见他冲我淡淡地一笑。这个笑容给了我极其强烈的震撼。我说不透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礼貌还是一种无奈，但我知道，肖旋凯作为一个军人，他特别在乎别人的感受，他不想让自己的悲伤给别人造成压抑。

肖旋凯最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母亲；他的父亲因伤势过重而不幸离世。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他跟上一支部队，投入到了抗震救灾之中……

迷彩军帽

灾难时刻，那些被死神死死纠缠着的人总是特别期盼解放军的到来。“乌蒙铁军”某高炮团团长周洪许带领官兵出生入死，刚刚救出18位中科院的专家，把他们从清平乡送上接应的直升机，当地就突然告急：附近一个堰塞湖水位越涨越高，而且几处已开始渗漏，必须紧急撤离老百姓。

然而，撤离谈何容易！周洪许团长拿着那幅标有等高线的地图，做了认真的研究。从目前掌握的地形情况，所有的道路已经堵死，要进入汉旺镇，唯一的出路是走上高高的山脊。

必须突围！在余震依然不断的山巅上，部队带领群众出发了。走过一个又一个山头，很多老百姓绝望了。一位82岁的老人对背他的士兵说：“娃儿，把我放下来吧，我孩子和孙子都已经死了，我这把老骨头活着还有啥子意思。你们还年轻，我不能把你们拖死……”还有一个腿部受伤的中年妇女对战士说：“别背我了，把我扔在这里吧，你们只要把我的孩子领出去就行……”

但在战士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决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老百姓。

又走到了一座大山的山顶，眼前的情景把大家惊呆了：地震竟然将这座山两边的山体全震垮了，唯独留下山脊上的一条不足一尺宽的陡峭小路。往两边看，是万丈深渊。这条小路给人的感觉即便不能说是在高空走钢丝，至少也是在悬崖上“踩牛背”。只要掉下去，必是粉身碎骨。

有的群众吓哭了，无论怎么劝，就是不敢过。走过悬崖的几个战士不得不重新回去，背着他们慢慢往前爬。战士们只要求群众在他们背上闭上眼睛、身体不要乱动。就这样，在极度惊险中，一个个孩子与老人被背了过去。最难办的当属孕妇，战士们没法背她们，只有侧身蹲下来， 由一前一后的两个战士保护着，一点一点地挪动；站在悬崖边上，很多恐高的人不由自主地想往下看，战士们就将自己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将帽檐压着他们的眼睛以减少惊恐。这期间，不知道多少顶军帽在过崖群众惊悸的一瞬间从悬崖上飘落下去……

在这支队伍里，有一个叫肖文静的小女孩。她是在山体突然发生滑坡的时候和父母跑散的，幸运的是她被杨培均一把拉住。在撤离的路上，杨叔叔都背着她，过悬崖的时候，杨培均担心孩子恐高，将自己的帽子盖在了她的眼睛上，细心的小女孩就是从这顶帽子上看到了杨培均的名字。

六一儿童节那天，作为志愿者到灾区慰问的歌唱演员韩红来到肖文静的帐篷学校。当她问起孩子们都有什么愿望，肖文静说：“我最想见到的就是杨培均叔叔。”那一刻，她拿出了那顶还没来得及还给杨培均的迷彩帽。

只能说，杨培均和小女孩的故事是个特例。从清平乡突围出来的200多名群众，大多不知道一路生死呵护他们的战士姓甚名谁，但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解放军。

在地震灾区，我将机组人员送的那些草莓蛋糕交给了最饥饿的孩子；我也曾寻找过那个与我QQ聊天的朋友，但是，却一直杳无音讯。我不敢相信，他是不是已经列入到了汶川大地震那1万多人的失踪名单之中……

记忆的黑白与炫彩，我知道那都是生命的感受。2008年5月，留给我的记忆太多太多。那充满爱心的航班、那最悲痛的笑脸，还有悬崖上飘落的迷彩军帽……一个个场景、一个个细节，在记忆的世界里是那么清晰。为什么这些记忆没有成为黑白？我想，一定是因为它们镀上了人性的光彩，刻上了生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