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坚持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优化兵力规模构成，打造精干高效的现代化常备军。”

——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有过山重水复，更有峰回路转。1978年12月的大转折，是党和国家的新起点，也翻开了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崭新一页。随着军队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我军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一

“文革”十年内乱，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左”的错误也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大行其道，正确的方针原则被歪曲，正常的军事训练被冲击，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侵蚀，军队现代化建设遭到严重迟滞……

1977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针对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破坏，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提出亟待澄清的十个问题：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事关军队建设之根本，切中肯綮、振聋发聩。为医治创伤，我军在政治上揭批林彪、“四人帮”，进行全面清理，肃清“左”的恶劣影响；在思想上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纠治长期肆虐的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在组织上进行清理整顿，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纯洁干部队伍；在军事上大抓战备训练，恢复管理秩序，建立治军规范……

这是我军建设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百端待举，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当此之际，党领导我军拨乱反正，重新标定了人民军队的历史方位，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1981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提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的“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总目标的发展，这是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发展方向的校正，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

二

习主席指出：“军事战略是管总的，具有引导和牵引作用。”军队建设发展，离不开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必须首先判明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有多大，搞清楚敌人是谁、在哪里，未来准备打什么样的仗以及怎样打仗，如何最有效地克敌制胜、确保国家安全等，据此方能明确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向路径，制定和执行最为有利的方针策略。

新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重新确立后，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20世纪后期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作出一个全新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世界战争的危险虽依然存在，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因此，“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睿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它冲破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惯性思维。根据这一判断，我们党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长期以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必须充分利用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时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1979年1月，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的粟裕同志作了一个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冲破军事学术领域禁区，对战争初期的战争指导和作战方法进行了新的思考，立即引发全军研究战争初期作战问题、进而研究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热潮。

“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曾经是我们长期奉行的圭臬。但是，经过30年的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家业，这和新中国成立前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争一城一地得失、把敌人放进来打有了很大的不同。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野狐岭，地处北京西北200多公里的坝上，地势险要、扼守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率部与金兵激战于此，创下以少胜多的奇迹，从此金朝一蹶不振，而蒙古迅速崛起。张北县地方志有诗云：“野狐胜迹古今传，路险天高云汉边；莫怪军家争此地，长驱直捣控幽燕。”

1981年9月18日，距日寇挑起“九一八”事变整整半个世纪，我军华北大演习的最后一个课目在此上演。在经历了前三天的蓝军坦克师进攻、空降反空降、红军坚固阵地防御之后，我军对突入防御地带之敌进行战役反突击。只见空中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劈空而来，地面炮声隆隆、烟尘滚滚，坦克装甲车组成的铁甲洪流迅猛开进，古战场再现金戈闪耀、铁马嘶鸣。行家注意到，这次演习与我军以往擅长的攻防大不相同，以坚固阵地防御应对大规模立体进攻之敌成为最突出的看点。这是对战争初期防御战役问题的探讨，也是对新的军事战略方针的验证。

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为我军编制体制调整，为武器装备发展，为军事训练和战场建设等各项改革提供了基本依据。

三

1985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主席邓小平轻轻伸出一根指头：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由此，拉开了大裁军的序幕。

一根手指头，震惊了整个世界。“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邓小平如是说。

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军已经在1980年、1982年先后进行了两次裁军。1980年的裁军，主要是裁并了各级机关重叠机构，撤销了省军区独立师，部分陆军野战师由满员师改为简编师。1982年的裁军，以“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为原则，将军队总员额减至400余万；军区直属的炮兵、装甲兵和野战工兵部队，大部划归陆军的军内建制；撤销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两支部队集体转业；撤销省军区的地方部队，部分边防部队移交公安部门……一句话：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但是，这些在邓小平看来，力度还不够大，裁军仍然没有到位。

裁军，历来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就将裁军视为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并成立了相应的军控和裁军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主张裁减军队，反对军备竞赛，为推动世界裁军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从1950年到1975年，先后进行了5次裁军。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的1951年10月，中央军委作出了大幅压缩军队总规模的决定。1952年1月5日，毛泽东同志批准施行的《军事整编计划》，规定3年内把原有的627.9万的军队控制到300万人左右。力度之大，世所罕见。

新时期的百万大裁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对精兵之路的探索，体现了党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以及革命军队建设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和不懈追求。

按照《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精简改革工作采用“撤、并、降、交、改、理”六字方案进行。经过几年努力，人民解放军共减少了103.9万人，减少师团单位4054个、军级单位31个、大军区4个，官兵比例由1∶2.45调整为1∶3.3，战斗部队、科研机关和院校的编制数额在全军总员额中的比重大大提高，整编组建了陆军合成集团军，新组建了陆军航空兵部队、电子对抗部队，加强了特种兵建设，加强了海、空军诸军兵种的合成，预备役部队正式列入我军建制序列……经过精简整编，我军朝着机构精干、指挥灵便、反应快速、效率更高、战斗力更强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正如邓小平所说：“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如果把视野放得更远一些，大转折时期的大裁军，其意义非比寻常。它为此后的进一步裁减员额开了个好头；它为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它为按照现代战争需求建构军队组织形态作出了有益探索。

四

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着重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问题。针对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新变化，军队政治工作紧紧围绕军事训练这个中心，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坚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使我军经受住了改革开放新环境的考验。

“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军队的教育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基本途径，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关键性工作。

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实现教育训练指导思想根本转变，成为我军大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成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抓手。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教育训练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军事训练重新成为部队的中心工作而得到加强和改革：在训练体制上，组建教导团、教导师、训练中心等，实行“先训后补”，着力提高新成员、新装备的训练质量；在训练手段上，大力发展电子、激光等先进的训练模拟器材，建立以合同战术训练为重点的成龙配套的训练场地，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电化教育；在训练内容上，有步骤地进行单兵训练、分队训练、合同战术和战役训练四个层次的改革，加强诸军兵种协同演练；在训练实施上，推动建立军事训练正规秩序，出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军事训练大纲》等一大批训练法规，强调依据训练法规组织实施训练。

“治军先治校。”这是刘伯承的名言。邓小平同样深谙此道，他说：“要把原有的学校，除个别的外，基本上恢复起来。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按照这一部署，军队院校经恢复、增建、整合，进一步完善了初、中、高三级指挥院校培训体制和中、高等两类专业技术院校结构，形成从中专生到博士研究生五个培训层次的院校体系。遵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贯彻“集体干部部”的要求，新时期的院校为推动全军教育训练战略地位落到实处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鼓角铮鸣虽远去，战地黄花今又开。难忘改革春风吹拂军营跨入新时期，难忘历史大转折、军队开新局。行进在新时代的人民军队，必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如期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的宏伟蓝图，高标准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作者系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高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技术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