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什么？吕叔湘说：“诗歌是最精炼有力的语言创造”。清人叶燮说：“诗是心声，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诗刊》里说：“诗是直感的抒发与胸臆的喷涌和流淌。”
而有的诗，不，是很多诗，是誓言，是历史。
1927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江西永丰开展“清党运动”。共产党员帅开甲不幸被捕，受尽酷刑而不屈。11月16日，帅开甲昂首挺胸走向刑场。在“自首书”上，他写道：“民多菜色仕多讧，敢把头颅试剑锋。记取豫章城下血，他年化作杜鹃红。”
1942年，蒋介石下令把在皖南事变中被扣的叶挺押往重庆。叶挺下飞机时，手持一盏油灯。有人问：“白日为何举灯？”叶挺回答：“天还未明。”随后，叶挺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墙壁上写道：“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铁镣难锁赤子心。郭沫若在读了叶挺这首被命名为《囚歌》的诗后说：“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
1931年，广东籍女共产党员张剑珍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当地反动派头子张九华见张剑珍年轻貌美，意欲劝降纳为妾，张剑珍选择慷慨赴死。就义前，张剑珍唱了这样一首临时自编的诗歌：“人人喊我共产党，死都不嫁张九华！红白总要分胜负，白花谢了开红花！”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许许多多共产党人都以“诗言志”“诗抒怀”。这些“马背上的诗人”，灿若星辰，真可谓“联翩出儒将，岂惟十朱轮。”他们“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彰显着笔剑卓绝的风流。他们的诗，有的只有短短几行，却比千行长诗更有力量。他们的诗，无论是旧体、新体，还是歌谣体，无不书写着共产党人的品格、襟怀和气度。
闻一多曾指出，“诗人对诗的贡献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使人精神有所寄托”。革命先烈的诗之所以令人震撼，正是在于这些先烈对党和革命都抱着“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的决心，都具有“心志既坚定，苦汁甘如饴”的品质，都表现出“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的气概。
1961年6月，谢觉哉重读了一些革命先烈的诗后感慨：“句句是诗，字字是血。如游龙般天矫，如雷震般响彻。一歌兮水倒流，再歌兮山断裂。三歌四歌兮，红日东升，妖风消灭。烈士的歌声长存，人民的心头永热。”
这些革命先烈的作品是诗，他们本人又何尝不是呢？他们的一生，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的诗章。他们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工作，他们崇高的人格、坚贞的操守，本身就是一首可歌可泣的诗篇。
1939年2月，共产党员辛忠荩在“岷山惨案”中被捕。狱中，敌人逼他读《圣经》。而他在《圣经》里写下这样一首诗：“半世韶华逝水过，敢将颠沛问如何。喇叭声咽心余恨，夜夜诗成当战歌。”
跟辛忠荩一样，革命先烈写诗不只是爱好、慰藉，也是理想、信仰，更是使命、革命。就像陈辉烈士在他的《献诗》里所写的：“人民就是上帝！而我的歌呀，它将是，伊甸园门前守卫者的枪支！”
“世界永远焦虑，诗却是一种定力。”革命诗词里有力量。当经常诵读革命诗词，与作者的生命情感发生碰撞，那些穿越时空的诗心诗意，便能激励我们“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爱国豪情，培育我们“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的战斗精神，陶冶我们“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的高尚情操，给我们美好和希望，给我们磅礴力量。
“你要学习写诗么？学写这样的诗歌吧！你要学习做人么？向这样的人学习吧！”这是当年一名读者写给《革命烈士诗抄》编辑部信里的一句话。
让我们记住这句话、践行这句话。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陆军某预备役高炮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