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您觉得一首军歌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才能被官兵喜欢,才能经久流传?
王晓岭:一首好的军歌要实现艺术性与通俗性的统一。从歌词内容上讲,它必须真实反映战士的心声,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士兵真实的情感出发。真实的情感来源于真实的生活,这种真实的生活既有它的特殊性,又有它的共性。
从音乐上讲,有些歌曲的时尚性、民族性、战斗性和抒情性的相互联系比较缺乏。军歌,是中国军歌而不是外国军歌,它立足于我们的军队。现在很多歌是照着一种模子套,不管什么词都照着最流行的音乐风去谱曲;要不就是老一套,没有找到一个契合点。另外,军旅歌曲不是孤立的,应融入社会。一首军歌真正唱响,不仅是在军营唱响,应该是在整个社会唱响。
再就是要跟上时代、反映时代。军歌创作如何适应军队结构力量的变化,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无论怎么变,人的因素和情感温度在歌曲中始终是第一位的,精神永远是军歌的灵魂。
记 者:把握好军旅歌曲创作,要有哪些准备?
王晓岭:首先,最根本的还是得贴近基层。多到基层部队走走,从中得到第一感受、第一认识,也许就会成为作品的关键词句。创作的路有千万条,深入生活是第一条。以前我们老一代艺术家到部队,都是自己背着背包、带着粮票,和战士们同吃同住的。只有真正跟基层官兵融合在一起,大家才可能把真实想法告诉你,你才能创作出大家喜欢的作品。战士们质朴的语言是最接地气、更能打动人心的。所以,要想文艺作品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创作者就要耐得住、蹲得下、沉得稳,不能急功近利。
我们有的歌词作者想在语言修辞上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往往是用精雕细琢的华丽语言,看着似乎赏心悦目,其实是隔靴搔痒,缺乏灵动生气和生活底蕴。我们到部队采访,不仅要听听部队指战员在说什么,更要注意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语气和口吻表达。比如《走上练兵场》说到打靶,不是什么“三点一线”,而是“一天不摸枪,手心就发痒。一枪没瞄好,吃饭也不香”。歌曲《一二三四歌》把军营最常见的呼号写进歌词,听起来自然亲切感人。《女兵》唱的是“普通一兵又不普通”,非常符合女兵特有的自豪感。更高的境界是把战士的语言升华,比如《边关军魂》《不要问为什么》《潇洒女兵》,语言既流畅上口,又耐人寻味。近年来的歌曲也有《练为战》《看我的》《有我在》《点火》等短小精悍的佳作,都是战士语言入词的范例。但现在我们很多歌曲在形象性和生动性上尚欠火候,缺少“日落西山红霞飞”“一棵小白杨,长在哨所旁”,这样看似平常却意蕴深远的句子,因此整体意象比较单薄。
第二个是你的真情实感究竟有多少?你是不是真心地想写出好的军旅歌曲?现在有的创作可能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是为了获得奖项,目的不够纯粹。一首好作品的创作,应该是不带功利性的,军旅歌曲更是如此。
第三个是技术问题。也就是“眼力、笔力、功力、心力”问题。从歌曲创作的角度说,这“四力”,反映的是一种音乐的技术手段问题。
记 者:在强军兴军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用音乐反映军队的新变化?
王晓岭:军歌创作如何适应现代军队结构力量的变化,是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人民军队的转型重塑,对军旅歌曲创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军旅歌词容易犯的毛病是,一写大的题材,经常是概念罗列,把政策性的方针口号填充为歌词主体,尽管在语言的排列组合上费足力气,仍显得大而空;而一写具体的事物,又陷到另一个极端,写得太过于琐碎。经验证明,真正能大范围流传的歌曲,写宏观不等于概念口号,比如《太行山上》《游击队歌》《英雄赞歌》;写微观和细节又要注意到普遍意义,比如《打靶归来》,是军人都要打靶。我觉得现在一些军歌,单纯性、鲜明性、简练性不够,写得复杂了。当时听着非常震撼,但是过后缺少回味。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信息量太大、提纯不够、捕捉点的精密度不够。
近年来,为了体现时代性,有的词作者把数字化、网络语言直接写进歌词,以为这样就是出新。实际情况说明,这些难懂的军事术语只是表层现象,弄不好反而成了认知和接受的阻碍。回想当年的《战斗进行曲》也写了“擦好三八枪”,那是从大刀长矛转向热兵器的年代,但重点抒发的是“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它几支美国枪”的英勇杀敌气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喀秋莎》,是一首歌颂英雄的爱情歌曲,战士们却以姑娘的名字为新式武器火箭炮命名。所以说,人的因素和情感温度在歌曲中始终是第一位的。
记 者:创作这么多年,您有没有一直坚持的习惯?
王晓岭:有两点可能是让我受益的。一个是当你准备写东西,下笔之前一定要反复思考。有的点可能突然触发了你,你得抓住这个契机反复想,抓不着什么契机,你就得苦思冥想。我认为每次写一首新歌得让自己处于一种不会写的状态,从零开始,不能照搬以前的套路。一定要告诫自己,不断归零。每一首成功的新歌,实际上等于已经堵住了一条路,你再照搬以前的模式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学习它,想想别人到底是怎么成功的,但应该避开它,找到自己新的切入角度。比如怎么开头,关键字眼在什么地方,高潮在哪。选材也很重要,你选择一个什么题材、什么标题,一个歌体,一个标题像眼睛一样重要。比如《强军战歌》原来叫《强军之歌》,当时一位机关同志提出来说“之”字不如“战”字好。我一想是这样的,这是战歌嘛,后来改成《强军战歌》。现在反过来想,如果这首歌叫《强军之歌》,可能很难提起将士们的士气。有时一个字都能起到关键作用,但是我们往往缺乏这样一个点,缺乏这种深思熟虑。
第二个就是应该创造各种机会到部队。我已经70岁了,还经常去走边防,还继续到部队去下潜艇、钻进现代数字化的坦克。不仅是军营,还有地方的革命老区,西柏坡我去了9次。创作《天下乡亲》时,开始是上级要求我们去,最后我们主动去,一次不行再去一次。我最近还去了几次沂蒙山,写了歌剧《沂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