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一首《回延安》凝聚着人们对宝塔山的深情仰慕和对延安的无比向往。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更是革命者的精神家园。到延安去，曾经是响彻中国大地最响亮的口号；到延安去，曾经是无数革命志士最强烈的心灵呼唤。13年延安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低谷走向高峰，最终扭转了中国的乾坤。

穿过历史的烟尘，延安精神在这片热土上赓续传承，如同滚滚延河水奔流不息。

1935年9月19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抵达甘肃哈达铺暂时休整。当时，因形势多变，红军尚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和落脚点。在哈达铺，第一纵队意外地发现了国民党的《山西日报》，上面刊载着一条阎锡山部队正“围剿”陕北红军刘志丹、徐海东部的消息。

“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时任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政委的聂荣臻赶紧派通信员，快马加鞭把这张报纸送给还没到达哈达铺的毛泽东。

此时，随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翻越岷山到达鹿原里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也收到第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收集到的国民党报刊。毛泽东从这些报刊上获悉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他十分高兴，马上把这些报纸转送给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召集他们开会，决定落脚陕北。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做了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不难想象，这个消息让红军官兵多么兴奋。这支队伍一路走来，穿着破衣烂衫、饿得皮包骨头、累得精疲力竭。此时，突然站在了“家”门口，怎能不让他们欢欣鼓舞、举臂欢呼。

延安张开宽阔的胸怀，将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下，爬雪山、过草地，徒步转移二万五千里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热切地拥入怀中。

已经在中国工作了7年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此前听到过许多关于共产党的传说，“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

当时在斯诺看来，“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解开这个迷是斯诺酝酿已久的课题，但是，一个外国人想进入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红色根据地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能活着回来。但斯诺还是打定主意准备到延安去。他要以非共产党人士的身份考察苏区。他觉得用自己这颗外国人的头，冒险去见毛泽东、朱德这两个被国民党悬赏25万银洋的共产党首脑，了解藏在他们昂贵头颅中的“名堂”，是值得的。

1936年7月13日，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马海德在宋庆龄的推荐下，到达了中国工农红军最高指挥部驻地——保安县（今延安市志丹县）。

斯诺在苏区看到，红军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战士住在简陋的窑洞甚至草房、马厩里。但他们绝不是外面传说的那种“留着长胡子，走路的时候到处吆喝，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跟土匪强盗一样的人”。他们是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军队，战士平均年龄19岁，军官平均年龄也只有24岁。他们过着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生活。不作战时，他们还要进行军事训练、上课和各种各样的活动，既忙碌又健康。

经过长达4个月的采访，斯诺最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将领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后为方便出版，中译本更名为《西行漫记》）。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首次出版，出版几周后，就销售出10万册。随后，这本书先后被译为20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

继斯诺之后，有更多中外记者来到延安，通过与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接触，写下了诸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向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有力地击破了国民党当局的谣言，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到延安去，向红星照耀的地方汇聚。

马海德是医学博士，在对延安进行实地考察后，他坚定地留了下来并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马海德与鲁迅艺术学院女学员周苏菲结婚。

著名作曲家冼星海1935年从法国毕业回国后就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3月4日，冼星海读了《抗战中的延安》这篇报道，感到很兴奋。在他看来，国民党统治区是一个向着堕落处下沉的地方，而延安则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的新中国的发祥地。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让他不断地思考人生方向。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一封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前往学院担任音乐系教授。冼星海早就了解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已经集中了一大批爱国艺术人才。虽然已经考虑到可能会遇到种种困难，但冼星海还是决定带着妻子一起到延安去。

1939年1月，冼星海出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兼教授。除了负责音乐理论、作曲、音乐史、指挥等课程的教学，音乐创作是他更重要的任务和追求。冼星海在艰苦的环境里，克服巨大困难，陆续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4部大合唱、1部交响乐、几十首歌曲，为鼓舞根据地军民抗战士气做出巨大贡献。

一天，冼星海去看望青年诗人光未然，听他朗读新创作的诗歌《黄河吟》。这首诗歌是武汉沦陷后，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第三队，从陕西宜川县壶口附近东渡黄河，前往延安途中亲临急流险滩、怒涛漩涡、礁石瀑布，目睹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悠长高亢、深沉有力的船夫号子而创作的。这组诗以黄河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为贯穿形象，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冼星海听后顿时产生共鸣，表示要为《黄河吟》谱曲。当时，延安长期受到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条件非常艰苦。冼星海住在一孔破旧不堪的窑洞里，缺衣少食。由于长期疲劳、营养不良，他在体力上很难支撑这一大型创作。

为了让冼星海有充沛的体力进行创作，组织上想方设法给他补充营养。冼星海爱吃糖，组织上就想办法给他买了两斤。1939年3月的一天，冼星海盘腿坐在炕上，一边嚼着白糖，一边谱曲。博大深厚的民族情感，不断激发着冼星海的创作激情，乐思如泉涌一样，不断地从笔尖流到了纸上。经过6个昼夜的创作，《黄河大合唱》初稿终于完成了。半个月之内，他又陆续完成了该作品8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乐谱。一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伟大作品，从延安的土窑洞里横空出世，唱响中国乃至世界，成为爱国救亡的精神号角。

我是听着《黄河大合唱》长大的人。一闭上眼睛，那铿锵有力的旋律便带着历史的画面穿越而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从延安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和故事中，只撷取了这3段。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应该是：我也要到延安去！去看那永不褪去的红色，去亲吻延安的土地。